余玮
编者按：
胡耀邦（1915.11-1989.4），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儿童团湘东南特委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100周年诞辰，本刊特设专栏，以示纪念和缅怀。
高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之前曾两度任职于团中央，前后长达27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团干”。1959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5日，正值盛华的高勇在胡耀邦身边做秘书工作，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一位。即使后来不再在胡耀邦的身边工作了，高勇依然与胡耀邦及其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如今，高勇已是耄耋老人，他和夫人皓首相伴，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过着娴静的老年生活。只不过，在高勇愈老弥深的记忆里，曾走过的人生旅途中那些值得回味的片断，仿佛就在眼前。
真性情有个性的胡耀邦
1952年4月，还不到21岁的高勇到团中央工作，直到1983年初，52岁的他从团中央正式“毕业”，被调往河北省邯郸市委工作，“中间扣除在教育部工作4年，也还有27年”。“文化大革命”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他说团中央这一阶段对他的成长影响最大。确实如此，因为正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高勇成为胡耀邦秘书，才有幸亲身经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胡耀邦的言行举止，亲身感受胡耀邦的个人魅力。
1952年7月，毛泽东挥笔点将，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分区政委的胡耀邦，接替冯文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一组织于1957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消息甫一传开，北京御河桥3号（现为正义路3号），往日平静的团中央大院顿时活跃起来，人们都在议论这次人事变动，都想更多地知道一些关于胡耀邦的情况。
多年以后，高勇仍记得那时大家对胡耀邦只闻其名不识其人之时的热烈议论。“当时议论较多的是，胡耀邦过去在哪儿工作？做过什么工作？有人说胡耀邦是第一届团中央委员，我们立即去查《团的文件汇编》，果然查到胡耀邦早在第一届全国团代会召开之前就是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以后听到的情况慢慢就多起来了，听说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过很多仗，来团中央前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等。”
高勇小胡耀邦16岁，他比胡耀邦早几个月来到团中央。他回忆说，那些天来，他们单身集体宿舍的议论中心就是胡耀邦。有意思的是，高勇和同事们有一次议论时，把胡耀邦响亮的名字和长征英雄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一定长得又高又大，身材魁梧。
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一天，高勇和同事们接到通知，胡耀邦将于一个晚上接见机关干部。他回忆说，那时团中央大院里没有礼堂，吃过晚饭后大家陆续聚集在工字楼前的院子里，胡耀邦站在喷水池边上对大家讲话。见到了胡耀邦，高勇和同事们大跌眼镜：“他留着小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
这次见面会上，胡耀邦首先向大家扼要地讲了团的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讲了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全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接着，他提高嗓门，打着手势，说：“中央调我到团中央工作，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把全团的工作做好，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则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喽！告状喽！”听完胡耀邦的讲话，高勇和同事们热烈地鼓起掌。“感到他讲话实在，没有空话，没有官腔，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朝气勃勃。”
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是在1959年3月。“‘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刘崇文接任秘书。又过了一年半，因为工作需要，再调我去当秘书。”当时，高勇和刘崇文各负其责——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高勇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高勇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15日，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他们朝夕相处，以后同经“文化大革命”，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被流放。高勇说：“耀邦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勤政廉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宽厚待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作为胡耀邦的秘书，也作为一名老团干，高勇回忆起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期的一些工作经验，感到很亲切。
胡耀邦到北京任团中央书记时还不到37周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青年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执行党对青年工作的指示，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积累和总结了青年工作的一整套重要经验，这些工作经验至今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这是做好团的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指导团的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著名口号的提出者正是胡耀邦。
1954年4月13日至24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了总结讲话。他在讲话中除了就团的组织工作提出一些重要意见外，还特别就整个团的工作原则提出了“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
“他说，所谓背靠党委，就是要紧紧依靠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听取指示，指导工作；而面向青年，就是面向青年群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听取青年的意见和呼声，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做广大青年的朋友，引导和带领青年去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努力奋斗。”高勇回忆说，当时胡耀邦讲到这里，就站了起来，搬了一把椅子走到台前，坐了下去，形象地给大家演示——“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像这样，把身子紧紧靠在椅背上，把脸朝向青年群众。而不能颠倒过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又把身体转过来，脸朝椅背——这样就成了面向党委，两只眼睛只看着党委的脸色，把脊背朝向青年群众。”高勇说，通过这样形象的演示，胡耀邦特别向大家强调：如果这样坐下，那就既不可能正确接受党委的领导，又势必脱离广大青年群众。而且，胡耀邦还用了一句俗语“墙上挂王八，四脚不着地”来说明如此做工作势必陷入困境，“更不能既不背靠党委，又不面向青年，那就把自己悬空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令高勇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胡耀邦嘴里这样说着，还两手两脚交替乱动，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开朗直率、个性鲜明的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在年轻的高勇眼里，自然是新鲜的，记忆深刻的。
自此，“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成了几十年来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青年团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1964年末，胡耀邦调往陕西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仍兼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的工作由胡克实实际负责。1965年3月下旬，胡耀邦患蛛网膜下腔出血，医生诊断有生命危险，6月份胡耀邦回京治病。1966年6月，在康生、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批一批红卫兵开始冲击团中央。从8月13日至15日，大批红卫兵和中学生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团中央机关工作被迫全面停顿。8月13日晚上，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往学校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大会后，一大批红卫兵和中学生冲进团中央，把书记处书记一个个揪到临时的囚室里。从这时起，团中央机关干部也纷纷起来造反，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之内，团中央机关一片混乱。8月15日，还在养病中的胡耀邦及团中央其他领导胡克实、王伟、胡启立被停职检查，不断被造反派揪斗。
在高勇印象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是团中央领导干部中挨批斗最多、挨毒打最多、挨辱骂最多的一个人。但是，令高勇钦佩的是，“无论造反派怎样毒打辱骂，他始终不承认是‘走资派’，是‘三反分子’，他只承认犯有严重错误，顶多笼统地说一句‘我是对全国青年犯有大错大罪的人’。他还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说‘凡是书记处的错误，我都负主要责任’。不推不卸，光明磊落。”
1968年，高勇也作为“现行反革命” 被关了起来。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10月12日晚，团中央机关“牛鬼蛇神”集聚的“牛棚”里突然来了两位穿军装的人，径直将胡耀邦连同他的行李都带走了。高勇在一旁看到这个情况，心里揣测着吉凶。又过了两日，负责审查高勇的“专案组”的两个造反派找他谈话。造反派先是装腔作势，试图从高勇嘴里套话，这让高勇心里有了些底：这些造反派其实也并不知道胡耀邦的具体去向。造反派没有从高勇这儿得到想要的答案，恼羞成怒：“你要继续好好检查你的罪行，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各有各的账，你的罪行比胡耀邦还大！”这句话一下子让高勇找到了漏洞：“胡耀邦已不是‘敌我矛盾’，中央‘解放’了他。”
原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作为第八届中央委员，胡耀邦得到“临时”解放，住进京西宾馆，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后，胡耀邦又参加了九大。 当时，胡耀邦是所谓“团内头号走资派”，却被中央通知去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了，军代表和造反派一个个都傻了眼，泄了气。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团中央也确定了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作为团中央机关人员的下放地点。
1969年4月15日，九大开幕那天，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离开北京，奔赴河南潢川。黄湖农场原是一所劳改农场，地处潢川、固始、淮滨3县交界处，地势低洼，气候恶劣，每人平均有10多亩地。这时，原有的劳改犯都已迁走，每个连队只留了一两户农工。军代表强调，既然来了这里，就要做好一辈子在这里的准备。
4月24日，九大闭幕。6月中下旬，胡耀邦也来到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 一连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盖房，“那时盖的土坯房子都像军营，1排10来间，每家住1间。”令高勇他们没想到的是，胡耀邦在这种境况下竟然还在思考盖哪种格式的房子才合适。“他认为，既然军代表说，今后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家落户当农民了，就应当按农民一家一户的需要盖房，除了人的住房外，要考虑什么地方盖猪圈养猪，哪里盖鸡窝养鸡，还应有储藏室和堆柴草的地方。”当时，在高勇他们看来，胡耀邦自己身处逆境却着实在操着一份“闲心”，不禁感叹着他的那种“认真”和“天真”。
1970年下半年的一天，高勇到校部去，一连的宿舍正是在校部。在那儿，高勇看到胡耀邦一个人坐在墙根下休息，他问候老领导：“身体好吗？”“近来在做什么？”胡耀邦回答说自己身体还好，正在修改“检查”稿子，军代表要他和胡克实到各个连队轮流听取批评意见。说过几句话后，胡耀邦告诉高勇，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全国的干部大约是1500万人，其中到了退休年龄的大约有150万人，这部分可以退休，做养老安置；有120万人可以下放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力量；还有120万人可以参加各种学习；还有就是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约1100多万人。这样就使大家各得其所了。我想有什么机会向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一下。”高勇听后笑了笑，劝他别操这份心。高勇说，可能是看自己反应不积极，胡耀邦没有再说下去。
高勇说，当时自己确实对胡耀邦提出这个问题不理解，“认为你自己还未被‘解放’，正在和大家一起劳动改造，操这份心干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但是，后来高勇再想起这件事情，反倒有了许多感慨：“耀邦长期做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他对干部十分关心，倍加爱护，看到当时大批干部被赶下去劳动改造，党的大批精英受到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他不能不悲愤交集，忧心如焚！可是当时谁又能理解他呢？”
1979年，高勇被调回团中央组织部，与另外一位同志共同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的检查、思想汇报和其他材料，都应退还本人。不适合退还本人的，则应该销毁。他们清理退还给胡耀邦的材料时，发现有近百份外调证明，被证明的人都是各地的老干部。“耀邦给他们写的证明材料都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他总是像给人做鉴定一样，先写某人历史上做出过什么成绩，有过什么功劳，毛泽东和党组织对他有什么表扬，然后才写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受过什么批评。对于曾被敌人逮捕关押过的人，他也如实地写明历史上已作过什么样的结论。他写的材料中，无一份给人扣‘修正主义’、‘叛徒’之类的帽子。”
高勇眼里的胡耀邦有个鲜明的性格特点——性子急，批评起人来绝不留情，特别是对熟人、身边的人。高勇坦言自己也曾受过胡耀邦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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