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眼睛朝“下”看的胡耀邦
当官从仕的，如果眼睛只朝“上”看，脱离民众，那必定是自以为是的“官老爷”。能够时时眼睛朝“下”，体察民情，恤民爱民的官员，才可能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戴。高勇说，胡耀邦一贯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后，工作范围更大了，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2000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高勇记得，胡耀邦曾在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时说过：“一个人当了3年县委书记，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吗？”并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当时，全国共有183个地区，2400多个县（市）。尽管胡耀邦已经走了173个专区、1703个县（市），以及除玉树、果洛外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但他仍不满足。1986年的一天，高勇去看胡耀邦。那时胡耀邦刚从山东等地调查回来，兴致勃勃地对高勇说：“我再出去两次，就可以把全国的专区跑遍了。”
胡耀邦下基层有时还会特意挑选那些偏远地区，“如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到四川、贵州那次视察，他沿着1935年长征的路线走，新闻记者称之为‘重走长征路’。路越走越难走，面包车不能走了改乘吉普车；吉普车不能走了，又改为骑马；骑马也不能走了，改为策杖步行。这对当年年近70的胡耀邦来说，绝不是轻松的事”。在高勇等身边工作人员看来，胡耀邦每到一地调查民情，他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耀邦就会面容凝重；如果看到当地农民生活还不错，他就开心，有时还会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而且，他不但注重了解当前的现实情况，也会注意了解历史情况。“他走到哪里都会翻看《县志》，以那个地方历史上出现过什么知名人物，有过什么建树，发生过什么大事来激励当地干部努力工作，并要求当地干部用这些历史事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乡，艰苦奋斗。”高勇说，“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知道他有此特点，所以跟他外出前，也要想方设法地查找一些有关资料，以应急需。”
1983年3月19日，高勇收到中组部调令，被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市委工作。
3月30日晚上7点30分，高勇约了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组长的刘崇文、时任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局长的李传华，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胡耀邦辞行。当时，警卫秘书李汉平也在座。胡耀邦知道高勇对经济工作不熟，他认为搞四化建设不懂经济是不行的，因此对高勇提出了“钻一点经济”的要求。胡耀邦还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是个过渡人物，干不了多久了。河北的工作这几年不错，但河北也有一些歪风邪气，一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拉帮结派。下去后主要是钻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
去邯郸半年多后，高勇因事于1983年10月29日临时回到北京。11月10日晚，他和刘崇文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佘世光一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和他们寒暄几句后，便问起高勇关于邯郸的风气等实际情况如何。高勇在反映情况时提到——在纠正不正之风中，一些下级干部不做工作，总是向上级请示汇报，为的是让上级表态，自己不用得罪人，这类“老好人”还是很多的。他还说起了邯郸市委抓税务局一名副局长多占住房问题时，税务局党委还写报告讲情。后来登了报，那名局长和党组都作了检讨。胡耀邦当即表示，讲情也是老好人的作风。老好人是一种腐朽作风。高勇也说这是一种庸俗作风。胡耀邦赞同地说：对！是一种腐朽庸俗作风。说到这里，胡耀邦转向佘世光，要他转告人民日报，发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刹歪风必须破除老好人的腐朽庸俗作风》，并且要“发它几篇，但不要太集中，隔几天发一篇”。
在这次会面时，胡耀邦与高勇他们也谈到当时正在全国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高勇说：我女儿给我反映，现在一些人把女孩子烫发，穿毛衣外套，穿高跟鞋等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了，这实际上还是“左”的思想。胡耀邦说：我就担心这个。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就把穿花衣服、擦香水搞掉了，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搞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就把美化生活搞掉了。那样就会搞到群众头上，就会搞得一些东西又卖不出去了。当时，胡耀邦对佘世光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报上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转载。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为题，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及时纠正了当时“清污”中的扩大化问题。
那时，胡耀邦身边许多工作人员都希望他能为自己题词，但胡耀邦一直说工作太忙，等十三大召开后退下来再写，让大家不要着急。可是，令高勇感到很幸运的是，自己竟然促成了胡耀邦为邯郸题字。而他更没料到，因为那次题字，自己还惹出了一个大麻烦。
1984年9月，河北戏校为邯郸市培养的豫剧班学员毕业了，邯郸市文化局准备正式建团，向高勇提出想请胡耀邦为剧团题写个名字。同时，邯郸市创办的职业大学已满一周年并将改名为“邯郸大学”，校长请高勇题写校名。高勇当即表示自己题写校名不合适，并说豫剧团题名的事，他可以向胡耀邦提出，并争取请他一起为邯郸大学也题个名。可到底事情能不能成，高勇心里也没有底。
这一年的国庆节高勇回到北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他和佘世光、刘崇文于10月7日晚上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胡耀邦。见面说过几句话后，高勇直奔主题：“今天来看看您，想请您给我们题几个字。”并说明是为邯郸大学题写校名并为邯郸豫剧团题写团名。他还特意向胡耀邦说明，豫剧团的学员都是平均年龄20岁的小青年，而且大家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很好。之所以要强调这些，是因为高勇知道，胡耀邦一向重视教育，爱护青年，如果说明是为学校、为青年人题的字，成功率可能会高些。高勇回忆说，当时听到这里，胡耀邦只“噢”了一声，接着就转到其他话题上了。那天晚上，大家议论的话题很多，时间也较长，到了9点钟大家该告辞时，高勇还是不死心，再次提出题字的事。这时，胡耀邦才答应了下来：“好嘛！好嘛！写什么你告诉李汉平。”“过了3天，10月11日上午，李汉平给我打电话，说耀邦同志已给邯郸题了字，墨迹还不干，正在晾着，等干了以后我给你送去。”任务顺利完成，高勇自然欣喜不已，赶紧亲自到中南海去取字。“李汉平因有其他事已离开办公室。张耀光秘书接待了我，并把题字交给我，还特意交代说：耀邦同志题字规定不登报，不广播，不留名。请你们注意。”当时，高勇考虑，胡耀邦给邯郸题字这对邯郸人民是件大喜事，让邯郸人民知道了必能鼓舞人心。于是，他建议是否在《邯郸市日报》上发表一下，因为这是地方小报，影响不大。“张耀光说，你们市委商量定吧。”
得知胡耀邦为邯郸题字，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强烈要求召开庆祝大会。于是，在10月27日上午邯郸市分别召开了两个庆祝会，并于10月29日在《邯郸市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登出消息，标题是《我市分别召开庆祝胡耀邦同志为邯郸市春燕豫剧团、邯郸大学题名大会》，同时发表了胡耀邦题字手迹，还配发了高勇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关怀与鼓舞》。高勇随后把报纸寄给了张耀光。不久，他收到了张耀光11月7日寄出的信，信里写道：“高勇同志：来信及报纸均收到。送耀邦同志看后，耀邦同志在报纸上批了一句话，现将耀邦同志的批示件寄给你，请收。”高勇打开那张报纸，发现在庆祝大会的标题上，胡耀邦用红笔醒目地画了个圈，并向报头空白处拉出一杠，批了一句话——“这么做很不好！”高勇心知这下惹出麻烦了。
果然，11月14日，高勇接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的电话，“说是中央办公厅收到邯郸一封群众来信，批评邯郸市委为耀邦题字召开庆祝大会的做法不妥。中央领导传阅了这封信，批了一些批评的话，是否请你做几句自我批评，把此事作个交代”。高勇当即向周杰作了情况说明，“主要说明耀邦的题字对邯郸市春燕豫剧团和邯郸大学是一个鼓舞，两个单位强烈要求庆祝一下，市委原则上同意他们召开个小会。对他们要求开庆祝会时放鞭炮、奏国歌已坚决劝阻了。报纸发消息时，也劝阻了使用‘热烈’‘隆重’等词语及套红标题的做法。但是，我们没有坚决阻止开庆祝会和发消息则是错误的，给耀邦同志和中央惹了麻烦，我可以写个检查”。周杰对高勇说：“你做了一些劝阻，这是好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也不好让别人出面做自我批评，只好由你做几句自我批评就算了结了。”高勇表示赞成周杰的意见。后来，时任邯郸市委书记的李永进明确表示，检讨应由市委集体检讨，不能让高勇一人检讨。最后以市委名义写了一份检查，作为市委第七十四号文件发出，并将《检查报告》送河北省委。高勇于11月20日将《检查报告》寄送周杰。12月11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张曙光打电话给李永进、高勇，高勇再次作了情况说明。“听完后，他认为我们已说清楚了，而且他也是从周杰处知道情况的，也不便再批评什么，只是说了一些今后应注意吸取经验教训之类的话。”
事情至此，高勇也已做好了当面接受胡耀邦批评的思想准备。12月24日，市委派高勇去北京召开整党工作座谈会。会后，高勇留京过了元旦，准备1月2日返回邯郸。当日下午，他赶往中南海周杰处，想问问对题字的事胡耀邦还有什么批评没有。周杰表示，邯郸市委的《检查报告》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已看过，未再说什么意见，这件事到此就算了了。然后他提议和高勇一起去勤政殿胡耀邦的办公室看看他。高勇心里早就做好了接受胡耀邦批评的准备，但是在往勤政殿走的路上他心里还是直打鼓。他们到的时候，胡耀邦正在忙着批阅文件。高勇没料到，胡耀邦对那事只字未提，他心里一块石头这才真正落了地。
频道精选
 |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