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庆
罗炳辉这种性格也熔铸到罗新安的血液中。他牺牲后，罗新安跟随母亲生活，他的母亲张明秀是一位从长征中走出来的杰出干部。1937年9月，经毛泽东介绍，在延安与罗炳辉组建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张明秀听从组织分配到上海工作。罗新安学习优秀，就读于上海著名高中——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哈尔滨军工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1968年，罗新安从学校毕业，当时新成立的无锡无线电厂需要技术人员，罗新安没有犹豫，收拾好行李到厂里报道了。4年后，苏州电视机厂又调他去研发技术，罗新安也欣然答应，“父亲想让我当军人、学技术，就是让我服从命令。和平年代，国家建设就是命令，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罗新安在不同的岗位上总能干得风生水起，取得骄人成绩。在苏州电视机厂工作了5年后，上海体育科技研究所希望他能为运动员训练建设录像分析系统，他又投入到这个全新的领域，技术研发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获得了三次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的科技成果奖。
罗新安自评是个“好奇心、求学欲强”的人，这也酷似他父亲。罗炳辉年幼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目不识丁。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注意学习文化知识。“我妈妈常敬佩父亲的学习精神，有几年他俩在武汉工作，三伏天里，晚上回到家，他也不放松学习，席地而坐，刻苦攻读，身上的汗水成片往下流。后来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还经常给家里面写信。”
上世纪80年代，罗新安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并促成监察部门的成立。这篇文章的缘起是罗新安受邀参加纪念罗炳辉的一个活动。“到了当地，我受到公社的热情款待，但很快我就发现铺张浪费的现象，中午公社上了一桌子饭菜，我知道当地是贫苦地区，好多老乡都吃不饱饭，对着这桌子饭，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想如果父亲看到这个场面，肯定会很生气的！”罗新安认识到这种基层政府的腐败问题不是孤立的，比如，他看到很多国营企业工作人员私拿回扣的现象等等。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几天几夜的忧虑和思索，他找出问题的症结——监督的缺失，他提笔疾书，以《恢复和健全国家行政监督机构》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报送给上海市委市政府，并很快得到肯定的回复，《社会科学》刊发全文，并配编者按，引发了一轮社会热议，直至今天，在网上仍然可以查看到这篇文章。身边同事看了文章，跟他开玩笑，说他不务正业，搞起社会科学了。但罗新安不以为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抄录了父亲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而且，他相信严于律己、铁面无私的父亲是希望他这样做的。
“父亲很痛恨假公济私的事，对部队执行纪律工作抓得特别紧，他不能容忍有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存在。淮海抗日根据地人民称爸爸‘罗青天’，父亲把严于律己的观念也带到家中。有一次，妈妈进屋，警卫员马上给她倒了一盆洗脸水，正准备退出去，立刻被父亲叫住了，严肃地问道，组织上派你来干什么的？警卫员答，照顾首长。父亲说，那你为什么给她倒水！警卫员只得承认错误，并保证下不为例。我妈妈也是老红军，给她倒一盆水也是情理之中，但是，父亲却让警卫员承认错误。”
晚年，罗新安把青少年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养成每周都要去趟图书城的习惯，研读了大量心理学、教育学的书籍，在长久的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了《教育新天地：如何培养孩子》《网瘾怎么办》等专著。他编写的《理想在我心中》一书，通过讲革命传统故事的形式，展现了理想人格的模式，成为中宣部推荐的百本读物之一。
在记者采访期间，罗新安正在编写《中国道德新论》一书，罗新安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他无暇考虑世界给他设下的种种磨难，也不在乎物质上的得失，“人区别于动物，在于有信念，我和父亲的信念一样——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
【红色家书】
誓歼倭寇奠先灵
——罗炳辉写给家中的信
罗炳辉（1897-1946），云南省彝良县人，原名罗德富，自字宿星，出生于汉族农家。1922年随滇军到广东，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在江西吉安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第六军第二旅旅长、第二纵队司令、第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二军军长、第九军团总指挥，在反“围剿”战争中屡立战功。长征时，率红军第九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师师长，为开创苏南、苏皖边、淮南等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进攻山东解放区时，他带病指挥反击。6月21日，病逝于前线，后安葬于山东临沂烈士陵园。苏皖边区政府将天长县改为炳辉县，以资永久纪念。
罗炳辉的父亲罗守清于1939年2月在贫病孤苦中故世，由于身后萧条，靠彝良县邮政局局长温国祯的资助才得以安葬。当时罗炳辉已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正转战于抗战前线。当他得知父亲亡故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写下了这封给家里的信：
“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备尝炎凉，劬劳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义愤呼儿难瞑目；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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