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懿口述 曹庞沛整理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沦陷。由于战争硝烟的笼罩，黄浦江岸边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我眼含热泪，告别了学校，带着国仇家恨，回到重庆。在素称“流亡学生的摇篮”——重庆大学借读一年后，我得知唐山交通大学迁到了贵州，1938年冬天，我好不容易搭上一辆运山货到贵州的“老牛车”，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4天4夜后，总算平安抵达唐山交通大学所在地——贵州平越。
平越县城很小，南北长仅一公里，东西不过半公里。学校迁到平越后，没有合适的校舍，于是利用平越县孔庙作为学校本部；利用僧房作为授课教室；利用旧时的考棚作为学生宿舍。分别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木兰斋”。
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笔记、传抄与背诵就是我们的“课本”“教参”“图书馆”。除此之外，生活也极其清苦，我们吃的是糙米、青菜，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是木板床，夏遭蚊叮虫咬，冬受天寒地冻。每个学生都配发了一盏小油灯，以供夜间的学习生活。全校师生不畏艰苦，其乐融融，坚守在中国学术研究的阵地。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忘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同学们在中国共产党与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组建了学生会、读书会、女同学会、漫画学会、宣传队、歌咏队等，并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如“越光社”“山城社”“话剧团”，创办了《越光周报》《山城》《呼声》《大家看》等壁报刊物。我参加了由黄家骐、李范初、王家林倡导组织的“越光社”，具体工作是配合社长刘立绪、总编辑黄家骐把《越光周报》办得有声有色。我也曾在刊物第4版的“妇女”专刊上投稿，发表《女同学们团结起来，撑起抗日宣传的“半边天”》等文章。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充分运用这些阵地，以广阔的视觉、犀利的笔锋，把世界的见闻、时代的潮流、社会的景象、抗战的信息展现给广大民众，以此推动抗日宣传和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同学们还配合抗战教育，在万寿宫成立了民众夜校，开办3个班，招收家境贫困子女入学。后来夜校发展到男女老少都有，我们还免费给他们提供课本、文具，热情地给他们上文化课和时事教育课，讲述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战歌曲。每晚上课，风雨无阻。
1939年元宵节，唐山交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宣传队，到70里外的仙桥野鸡坡苗族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抗日救亡宣传的活动。当时，一场大雪刚停，大家兴致勃勃地背上被包，轮流抬着服装、道具，冒严寒，踏冰凌，穿行在崎岖的苗乡小径。即使摔得一身泥、一身水，大家仍然一路欢歌笑语。到了野鸡坡苗村，我们把在当时很珍贵的两担盐巴和几罐好酒及一些糖果分送给各家各户作为见面礼，进行慰问，受到了苗胞们的盛情接待。入夜，宣传队在寨子里作公演，邀请乡亲们围坐在场坝四周，点上汽灯，燃起篝火。同学们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绘声绘色的表演、生动活泼的歌唱，激发了苗胞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
同学们还与苗胞一起联欢，参加“斗牛”“跳月”“对山歌”等苗族传统节目，并同场围圈翩翩起舞。大家心手相连，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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