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3】

“明杀”

仅仅五日之内，李公朴、闻一多这两位民盟中央执委，接连惨死于同城，这消息让人们震惊，愤怒的抗议一时席卷而起。

正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发来唁电，称李闻之死“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

闻一多遇难时，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在昆明城内。傍晚五点多，潘光旦教授的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梅贻琦惊愕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察其当时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闻案发生后两天的17日清晨，远在重庆的闻立雕、闻立鹏还不知情。两人正准备吃早饭，旁边的校友递过来一张报纸，赫然印着父亲遇难、大哥重伤的消息。15岁的闻立鹏当场大哭起来，闻立雕急得要回昆明，好不容易才被教授和校友们劝阻。回去就是送死，两人悲愤难忍，当即写下《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一文，发表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上，“要政府立即缉拿凶手和幕后主持人，替我爸爸报仇……”

暗杀的真相，查起来并不难。

李公朴之死的确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暗杀。或许是行凶者尚有顾忌，行刺时间是夜里十点多，地点也选了一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加上暗杀使用的手枪紧贴在李公朴后腰，仅有“甚小之爆炸声”，连同行的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后才发现的。

与李公朴之死不同，闻一多可以说是牺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杀”。他遇刺的地方，距离设在翠湖负有全省治安之责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仅200米左右，周边不远还有两个派出所。刺杀时枪声很大，连隔着几条街的云南大学也听到了。当时正在云南大学的费孝通曾回忆说，他就是听到枪声方“冲出办公室到校长家中暂避”。更为夸张的是，行凶者似乎有恃无恐，多人围击，撤退时连弹壳也没有捡回。

闻黎明说，从现场留下的弹壳可以判断出，行凶者用的是20响连发的小型盒子枪，这种枪当时是很先进的，在云南只配备给了警备总司令部。显而易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难逃干系。

蒋介石在17日获悉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刺的消息。从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前蒋介石似乎并不知情。他在当天还给霍揆彰发了电令，要霍“负责缉获正凶”，要求“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查案。

不过，蒋介石也并不是完全信赖霍揆彰，他同时命令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赴昆明，主持破案。根据1991年出版的《唐纵日记》记载，闻一多案发生后，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

而这样的暗杀行动，最先被怀疑的，是历来惯用暗杀手段的军统。沈醉当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他在回忆录中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保证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蒋介石大为光火。

奉命去昆明查案的唐纵，对能查出什么结果心里没底，他倒是先和毛人凤等军统头子商量出了一个“结果”。

据参与讨论的沈醉回忆，这个“结果”是“要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他们准备带两个人到昆明，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沈醉根据唐纵的要求，亲自去重庆的看守所中寻找这样的“凶手”。这样的人需要满足的条件不少：得是违反纪律被处分的军统特务，有积极性“戴罪立功”；要经得起反复审讯而不露马脚；要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没有“露过相”……“凶手”审讯后会被判死刑，唐纵许诺，行刑前会用其他死刑犯替代，而这两个人会被派到远离云南的东北、西北去任职。

沈醉还没把两个“凶手”找齐，就接到毛人凤通知：别找了，军统云南站已经有了线索。

也许是为了洗清自身的嫌疑，军统以极高的效率查清了李闻血案的来龙去脉。暗杀李、闻的凶手，全部是当时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一清二楚。主谋就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唐纵在7月23日飞抵昆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下机后（郑）修元、（李）毓桢、（龚）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余诫以对外谨慎言论。”

考虑到霍揆彰是自己的湖南老乡和黄埔同学，唐纵决定先找霍揆彰面谈，没想到霍抵死不认账。唐纵无奈，只得向蒋介石汇报，蒋气得当着唐纵的面，就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这时的“疯子”霍揆彰，不但不准备认罪，还自作聪明地又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