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血案——民国后期最著名的政治暗杀【4】

1946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宿舍家中。闻立雕供图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作最后一次讲演的云南大学至公堂。闻黎明供图

1946年7月17日毛泽东、朱德致闻一多夫人高真的唁电。 闻黎明供图

1946年7月26日朱德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李闻、反内战反特务大会上讲话。 闻黎明供图

栽赃

常言道，贼喊捉贼，这话用在霍揆彰身上再合适不过。闻一多父子被刺当天，霍揆彰就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昆明各报送去了悬赏缉凶启事，并开出“凡能捕获凶犯解部法办者，各奖法币一百万元，凡能闻风报讯因而缉获者，各奖法币五十万元”的赏额。“捉贼”态度之积极，看起来竟像完全不知情。

然而，李闻血案引起的巨大舆论反响，超出了霍揆彰的预料。蒋介石又发来了电令，命他“负责缉获正凶”。这个案子要是没有“正凶”，恐怕是交代不过去。真凶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交代，霍揆彰找到了一个他认为会令蒋介石满意的“正凶”。

7月20日，霍揆彰下令逮捕了杨立德。杨立德原是龙云的重要幕僚，曾任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副官长。龙云在抗战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多年，其势力让蒋介石很是头痛，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龙云就被搞下台，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此次霍揆彰抓了杨立德，施以酷刑，逼其承认组织暗杀团，用意便是在推卸自己责任的同时，把火引向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龙云势力。

霍揆彰一门心思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不但面对前来查案的唐纵死不认账，而且对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召见手令也置之不理。蒋召霍揆彰24日到庐山面报，可霍直到7月25日才启程——这一天，杨立德终于屈打成招。

手握杨立德供词的霍揆彰自以为得计，一边准备启程离昆，一边已经开始散布假消息。于是，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昆明分社在霍揆彰启程前发出一条消息：“经军警当局连日之努力，对李闻二氏暗杀案，已经有确实之线索，日内全案当可大白。”

途经南京时，霍揆彰干脆直接宣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他还煞有介事地对《大公报》记者说，李闻被刺是当前有力集团发动的有计划的谋杀，目的就在于嫁祸政府。生怕公众不明白这个有力集团是谁，霍揆彰又补充一句，谋杀案的主使人已经逃回昭通原籍躲避。

原籍是昭通，“有力集团”，与杨立德有关……霍揆彰画了一个圈，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龙云的三子龙绳曾。

霍揆彰的栽赃伎俩甚是娴熟，一时之间于报端闹得沸沸扬扬，似乎龙云势力确实牵涉其中。这已经不是霍揆彰第一次嫁祸他人，李公朴遇难时他就干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昆明街头出现了各种污蔑李公朴的传单标语，有的说李公朴“有八位太太”，其被杀完全“系出于桃色纠纷”；有的大书特书“打倒共产党”，劝民主同盟为李复仇；还有标语完全是捕风捉影，揪住哲学家、共产党员艾思奇是云南人这一点，造谣李公朴“是被共产党杀死，因李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特派艾思奇将李处死”。这诬陷实在是荒谬至极，彼时的艾思奇身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昆明把李公朴杀死。

霍揆彰试图嫁祸龙云的谎言，很快也被揭穿。原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一平，因公路过南京，刚好看到霍揆彰对媒体的表态，他特意发表谈话，说龙绳曾去年夏天就已回原籍，言外之意是李闻案发生时龙绳曾根本不在昆明，更无所谓“逃往昭通原籍”。龙云也被激怒，他在南京公开表示，少数报纸的不负责任之报道，已经涉及了私人名誉，应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霍揆彰对龙云势力的诬陷，就连蒋介石都不相信。早在7月20 日，蒋就在日记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就李闻血案抱怨，“干部之无智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当时的他尚未查清详细案情，但或许是想到国民党内部的一贯作风，字里行间已猜到是手下“干部”所为。两三天后，蒋果然从唐纵等人处得知，霍是李闻案的幕后主使。

7月25日，霍揆彰赶到庐山时，还不知道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全部案情。他还振振有辞地拿出自己设计的案卷，等着蒋介石嘉许呢。

结果，等来的是蒋介石大发雷霆。蒋在日记中记道：“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彰），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共供，其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

不过，蒋介石骂归骂，他并没有想惩处这个自作聪明的愚蠢属下，而是“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