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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1927,血泊奋起

汪丹

2018年07月10日09:26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分道1927,血泊奋起

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叶挺将军像

就义前的李大钊

北伐军誓师。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我不能走”

李大钊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此时,刚好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变革命,包围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这次惨重的失败,几乎令他“愤然一死以殉职”。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记载:“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

后来,宋庆龄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那时的孙中山,看到了共产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要借以改造国民党。他还无法预见,这个刚刚诞生的党,是让病体沉重的中华民族重焕青春的强大心脏。

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作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自然被军阀们视为“眼中钉”。

1926年4月,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6月,张作霖进京执掌北京政权,任“讨赤联军总司令”,随即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李大钊其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旧俄国兵营,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缉,带着国共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苏联使馆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李大钊本有脱身的机会。

两天前,与李大钊有交的杨度,获知张作霖即将动手,当即想方设法把消息通知了李大钊。而李大钊却没有走。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当时在帝国主义的撺掇下,蒋介石、张作霖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社会影响之大超过了张作霖的预料。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压力之下,京师警察厅在抓捕李大钊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进行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即便“无确供”,特别法庭还是在4月28日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京师看守所里秘密进行。

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清朝末年,谭嗣同曾在监狱墙壁上题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后慷慨赴死。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他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38岁的李大钊对于“死”没有寻常人的惧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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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任佳晖、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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