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1927,血泊奋起

插图/傅堃

1927年的中国，风刀霜剑，群芳凋零。

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满怀着热忱和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开启了大革命的大幕。然而，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烽火未息，国民党反动派就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付诸东流，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失败的大革命，亦是中国共产党人认清革命目标的新起点。

这一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奔向南昌，拿起了枪杆子。

中国革命的“苦力”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

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后来提到国民党“一大”时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我们帮他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曾出了一部《国军政工史稿》书，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当年国共合作：“中共分子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

无论怎么看，这些话都更像是在夸奖中共肯吃苦——事实上就连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说：“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甘为革命的苦力。中国共产党人，是那样满怀希望和理想，热情地加入国民党，将国共合作视为革命的大道。那时的国民党，确实有着和共产党相同的时代目标：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东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

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市一级的地方党部日渐健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得到了实质的锻炼。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英才辈出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就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中央派他回国负责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大力推荐。张申府一共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共产党员，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

26岁的周恩来英气逼人，朝气蓬勃，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着手改革。他参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时，他注重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政治课，聘请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熊雄、叶剑英等人担任政治教官，请毛泽东来军校教课。

那时的周恩来，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黄埔学生虽有国共之分，但周恩来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敬重。1926年4月，在周恩来受“中山舰事件”波及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时，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却不避嫌，前去送行。虽然他年长周恩来3岁，仍称周恩来“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为蒋介石留不住这位杰出人才而惋惜。

周恩来的努力，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很快就做得有声有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都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而周恩来制定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国民革命军中得到了大力推广。

1927年，北伐开始，北伐军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让这支军队区别于“当兵吃粮”的旧军队，有了最基本的目标和信念——打倒列强、除军阀。国共分裂后，大量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人离开了国民革命军，也带走了这支军队的灵魂。由黄埔军校校长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借此收罗了大批称其为“校长”的嫡系门生，却让这支军队倒退回了忠于某个人的旧军队之路。

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苦力”，也是革命的“马前卒”、“急先锋”。

北伐军中，叶挺独立团是个“另类”。说其“另类”，不只是以团长之名冠名的独特番号，更在于其领导机制。北伐军普遍是由国民党人掌握军事领导权，共产党人则在部分军队中担任辅助性的党代表，负责政治工作。唯独叶挺独立团，团长叶挺是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叶挺从苏联回国，正逢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将领陈铭枢、张发奎邀他加入军队，30岁的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团长就要当独立团团长。口气虽大，却不狂妄。

叶挺的履历很有分量。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他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孙夫人脱险受到特别嘉奖。

但军阀混战、百姓受难，让叶挺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1924年，叶挺辞去军队职务，到苏联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经同班同学聂荣臻、王若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初上北伐战阵，叶挺独立团驰援湖南安仁，以一团之力击溃了敌军六个团，一战成名。自此叶挺独立团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锋，从湖南杀入湖北，战无不胜。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破吴佩孚的最后要地武昌。武昌之战前后拉锯了1个月，打得异常艰苦。第四军各师、团均成立了奋勇队（敢死队）。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登城强攻时头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经此一役，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更是以团长之职破格晋升为少将，被誉为“北伐名将”。

攻克武昌后，叶挺独立团收殓了攻城战中遗留在城下的尸体，在武昌附近的洪山建立起一座宏大的烈士墓，碑文上刻上了曹渊等191位烈士的姓名。墓碑的右边，还刻上了四句话：“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

最后一句，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开始不同意写上，“太红了”。叶挺则坚持说：“在肇庆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太红了，当时我说要红才能打仗，现在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经过斗争才写上的这句碑文，最清楚地说明了叶挺独立团官兵的奋斗目标，也表明了部队的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只有这么一个团的军队，却已经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她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这也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最初的基础。

两年后，朱毛会师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支红军却以“四”为番号，沿用的正是“铁军”之名。

十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陈毅起草的《新四军军歌》，第一句歌词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