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四方机厂的红色“圣诞会”【4】

当时,邓恩铭的化名是“丁又铭”。邓恩铭的这封信,收入《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根据此书注解,“S·Y·”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邓恩铭开展工作的艰难。此信还引出三个人:

第一个是“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

王象午(1898年－1941年),又名象舞,字堃生,山东诸城人。1922年1月与王尽美等一起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赴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工作。与邓恩铭一道,同为是青岛团组织和党组织创始人。不过后来因为关键时刻表现动摇,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教。

第二个是“职业学校校长”,他的名字叫王静一。

王静一,字在密,山东诸城人,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原在济南教书,是邓恩铭的老师,师生之谊甚笃。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王静一来到青岛,任胶澳公立职业学校校长,兼《胶澳日报》社长。《胶澳日报》创刊于1923年,除本埠发行外,还向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国发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

还有一个人是“机务处长”,叫孙继丁。

孙继丁(1887年－1978年),字炳炎,山东蓬莱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1920年8月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1922年参与接收胶济铁路,并在接收后任机务处长。1949年3月至6月代理青岛市长,这是后话。

尽管邓恩铭与孙继丁当时同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校长,但因“感情欠佳”,邓恩铭没有谋到机务处的差事。后来,他在老师王静一负责的《胶澳日报》做了副刊编辑。

随后,邓恩铭把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他在1923年10月4日致“C.H兄”(C指中共中央,H,不详)的信中说:“我现担任《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可是还没实行任事。”“四方极有希望,不过相隔太远,往返须费太大。我们的力量此刻实来不及,容当设法。”(《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由此说明,党组织对四方机厂颇为关注。个中缘由,从王振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代表,后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11月15日致刘仁静(时任团中央委员长)信中可见一斑:“就组织上说,吾人今先应注意交通工人,假若交通工人组织好(交通工人较别种工人易于组织,因他们的智识可以说是完全具有新式工业的进取战斗的思想与环境),其他各种交通工人都在交通线之旁,自然成了交通机关的副产,交通工人自然具有领袖他种工人的环境与智识。以此理由,四方是胶济路唯一的机厂,人数亦最多之处,吾人注意胶济路,先从此点起。如此处弄好,全线马到成功,以至于沿路的博山、淄川、坊子、金岭镇(后三处即中日合办之鲁大公司所有)亦马到成功也。此山东精华区,有成功之望矣。”

此外,王振翼还曾于1923年11月14日到四方机厂考察过,且与郭恒祥有过面谈。他在信中说:“昨日到东镇(青岛地名)、四方走了一趟,在四方见着圣诞会长,名叫郭恒祥,此人不识字,但他做事的能干与智识却完全是新式机器之下有阶级觉悟的,这是环境使然,亦唯物史观之验证也。时半时际,约本星期六再会谈一次。”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还是了解当时青岛生活状况的一个很好资料。信中说:“此行按你们预算五十元是不够的,青岛这地方的生活程度很高,上街去一次,至少需半元,每日差不多要花一元半,我也不敢多住了。”

邓恩铭在同年11月21日致刘仁静的信中,也同样有所反映:“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需自筹,困难已极!前一允助办公费五元,至今未汇来；至盼!每月多加五元,则进行上必大有补益。因青岛地狭长而坡多,出门非坐车不可,到四方还需坐火车去。”

尽管生活捉襟见肘,但邓恩铭投身工作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因为他很快就把工作开展到了四方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