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 苦心护党【2】

最高礼遇

1935年6月25日，夹金山下的两河口，清早刚刚布置好的欢迎会场，就被接踵而至的阴雨笼罩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在会场忙碌。他们刚刚率领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接上头。这次专门布置会场，是要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早就派出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做好迎接准备。会场所在地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故名两河口。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邓发和罗瑞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垫土抛石，上边就着自然坡势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周围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

会场显得寒酸。这也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的状况：长征以来，数月长途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伤亡加之掉队、逃跑，这支队伍已经“拖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与相对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联系上继而会师，可谓绝处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出去。

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等待。队伍演练着陆定一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雨势突变，粗大的雨点打下来，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个人身上都透湿，但没一个离开会场。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报有一行人马正在前来，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准备欢迎仪式。

中央领导人迎出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毛泽东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甚早。早在1919年，毛泽东北上北京，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让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1949年定都北京时，毛泽东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时间更长，所受教益更大，他一度称陈独秀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钊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导师。北大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场所，当时已是学生运动风云人物的张国焘，经常在那里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人物高谈阔论。

在长征的队伍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和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当时不是中央领导，毛泽东年龄比张国焘大5岁，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进入政治局，1935年遵义会议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张国焘在一大后就进入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张国焘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还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

1931年，张国焘怀揣王明“尚方宝剑”来到鄂豫皖苏区。甫一到来，他便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担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

1932年，迫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转战西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5年1月22日，刚刚结束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红四方面军，电令“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长征之路。

现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了，但是若论起资历来，党中央所有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