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2】

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而陈独秀住进老渔阳里2号也颇有因缘，他曾一度担任柏文蔚的秘书长，实为旧交相知。

《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老渔阳里2号二楼的厢房为陈独秀、高君曼夫妇的卧室，一楼的厢房和客厅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开会的地方。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

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成了陈独秀家的常客。

李汉俊1915年留学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有师生之谊。经他介绍入党的著名作家茅盾曾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从事革命，李汉俊“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但他却偏偏做出了迥异常人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是他担任编辑的《星期评论》。从1919年6月创刊到1920年6月被迫停刊，仅仅一年时间，《星期评论》就发表了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

李汉俊又把《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引见给陈独秀。

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在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但早年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曾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极大热忱。

戴季陶和李汉俊都有留日背景，两人在上海相遇后一见如故。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戴季陶自己也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

戴季陶还曾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不赞同阶级斗争，反对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上就不能认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戴季陶选择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转身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共同经营投机生意。惨败收场后，他辗转回到孙中山身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戴季陶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不久前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时成了坚决的反共派。即便是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戴季陶仍进言反对，甚至曾扬言要把中国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绝不养虎遗患。后来，他直接充当了蒋介石的理论写手和幕后参谋。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大厦将倾之时，戴季陶在广州服药自杀。

1920年，初见陈独秀时，戴季陶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对陈独秀更是不吝敬仰之词。陈独秀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也大为嘉许。戴季陶住在老渔阳里6号，与陈独秀的住处非常近，两人几乎朝夕相处，极为亲近。

彼时，戴季陶正在为一个夙愿物色人选。

留学日本期间，戴季陶曾经阅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之击节赞赏。创办《星期评论》后，他翻出了自己在日本购买的《共产党宣言》，想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但再读之下，戴季陶深感力不从心，知难而退。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放眼当时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区区数十人，谁有这个资格？

邵力子给戴季陶推荐了一个小同乡：“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当时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是了解陈望道的外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的。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还有几个名字，原本有机会早于陈望道留在马克思理论译介史中。

其一是李伯嘉，又名李泽彰，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所写的《国民杂志的问世》一文，这样记载：《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

其二是罗章龙。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罗章龙加入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成立了翻译室，下辖英文、法文及德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所在德文组曾用德文本翻译过《宣言》。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译本为油印本，仅在内部传阅。

但是，无论李泽彰译本还是罗章龙译本，都没有正式出版，很难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两个版本的翻译质量与陈望道译本更无从比较。总之，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这个节点上，历史选择了陈望道。

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而且亲自写信，替《星期评论》约稿，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随信寄去了戴季陶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

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