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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

董少东

2018年11月27日07:49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大道薪火

陈独秀

李大钊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封面。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陈望道

山东广饶县《共产党宣言》纪念馆收藏的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848年2月24日,英国伦敦一家印刷厂运出一批小册子,单本只有23页。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

72年后,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微弱的烛光下,一位29岁的青年全神贯注,字斟句酌,这样一本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变成方块字。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青年浑然不觉,吃得满口尽墨,还赞说“甜”。

真理的味道,当然甜!这个青年叫陈望道,他正在翻译的小册子是《共产党宣言》。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些极富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方块字闪耀着《共产党宣言》的光芒,为暗夜中的中国照亮了前路。

今日的中国,让这光芒更加耀眼。

南陈北李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

那天,陈独秀正在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份《宣言》由他主创,内容是五四运动的延续:要求政府取消中日密约,不抛弃山东经济权利;将徐树藩、曹汝霖等6人免职;取消步军统令及警备司令;给予市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如不答应要求,将采取行动。

结果,“西服白帽”的陈独秀被暗探早早盯上,在“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三天前,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仅几百册,但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世界共运史上公认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为中国人所知,却还要等上半个世纪。

1899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刊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长居英国,文章误认他为英国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文“马克思”。

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从西方的社会学说、思潮中探寻。《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但是,且不说《大同学》一文的原作本意在推崇宗教、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仅仅这样零星的转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反响。

最先注意到《共产党宣言》蕴含力量的,倒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1年。其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梁启超、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但那时的翻译都是片断的,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地方,像朱执信,他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此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仍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马克思的中文译名,还有麦客士、马克司、马陆科斯、马尔克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光看这些文章,恐怕很难想到这些名字都是一个人。

马克思主义也是被当做西方众多学说之一,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包括陈独秀,在五四前期还把社会主义和人权论、进化论并列为“近世三大文明”。

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陈独秀坐监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李大钊没闲着。他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的脑子也没闲着。他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陈独秀头戴毡帽,借了件厨师的背心穿上,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两人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党史上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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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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