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4】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没等他给《星期评论》投稿，却先收到了《星期评论》发来的电报。电报并非催稿，而是邀请他去上海任该刊编辑。于是，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于1920年6月兴冲冲地赶到了上海。

没想到，陈望道到《星期评论》报到的第二天，这本杂志被国民党当局停刊了。这让戴季陶也大感意外。他原本打算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广州，请陈望道来是代替自己主编《星期评论》。前一天见到陈望道，还在“大哭，说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结果，这一“哭”，提前哭了《星期评论》的夭亡。

陈望道没当成《星期评论》的编辑，但是不要紧，陈独秀邀请他到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出版遭遇波折，未尝不是好事。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受《星期评论》之邀，但最终，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没有在国民党的刊物上首发，还是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出版。

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请他们进行校阅。

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大加赞赏，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听说要出版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自然鼎力支持，立即资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它竖排平装，略小于32开本，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

封面上最醒目的书名，却有一个更醒目的错误：由于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的疏忽，“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艰苦和简陋。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陈望道后来在回忆：“第一版印了千把本，奉送。”其中一本通过周作人送给了鲁迅先生。周作人曾回忆，鲁迅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本。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被纠正过来，封面底色也由红色改为蓝色。

此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越来越大。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等出版机构纷纷再版，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累计重印了17次。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宣言》印的更多，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过程始终与中国革命历程紧密相随。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面临着凶险的处境，《共产党宣言》也成了能招致杀头大祸的禁书。但是，正如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共产党宣言》在白色恐怖之下，仍在广为传播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经历了腥风血雨，留存下来的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弥足珍贵。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第一版，也就是错印成《共党产宣言》的1920年8月版，当时只印了1000本，目前全国发现的仅11本。几乎每一本书发现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有的是冒着砍头危险偷偷保存下来的，有的是冒着战火从倒塌的房屋山墙中抢出来的。鲁迅纪念馆藏本，就是当年陈望道送给鲁迅先生的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