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薪火——《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记【3】

真理的味道

1920年，陈望道29岁，还不是复旦大学任职最长的校长，还没有写出《修辞学发凡》、主编《辞海》这样的皇皇巨著，还不是中国语言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时的陈望道，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学者、刚刚离职的师范学校教师。就是陈望道这个名字，也刚使用不久，他原名陈参一。

陈参一出生于浙江义乌河里乡分水塘村，自幼聪慧，1915年留学日本。在《陈望道自述》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求学之路：“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而最后，“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据曾长期担任陈望道秘书的邓明以回忆：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人称为“四大金刚”。陈望道年轻气盛，性格火暴，还有个“红头火柴”的外号。也就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

陈望道启用新名字时间不久，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积极投身浙江五四运动，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师风潮”也是中心人物。

所谓“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第一师范有个学生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非孝》，这篇文章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发表在《浙江新潮》上，抨击封建礼教。浙江当局视这篇文章为洪水猛兽，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对浙江第一师范的校长经亨颐撤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爆发了“一师风潮”。

▲早期《共产党宣言》版本。前排两册分别为陈望道译本的1920年8月版和9月版。

陈望道

▲1961年，上海市各界庆祝五一联欢会，毛泽东主席与陈望道（前排左三）亲切交谈。

毛泽东批注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故居收藏的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一师风潮”得到全国文化教育界声援，浙江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不过经过此事后，经亨颐还是离职了。“红头火柴”陈望道表示与校长同进退，主动离职，回了老家。

经过“一师风潮”，陈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在《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他回忆，“一师风潮”后，“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来信，可以说正中下怀。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在其所著的《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在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日文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日文版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显然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主旨。

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在这之后，还有过“巨影”“魔怪”“怪影”等众多的译法。

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

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抱于胸前，出得屋来。

正是谷雨时节，天地间春花灿烂，新生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