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讀本》

　　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反抗外來侵略、進行民族革命的斗爭，然而大多遭受失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近代以來，曾有多種思想被用來指導中國的獨立富強之路，如農民階級的平均主義思想、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戊戌維新派的君主立憲論、辛亥革命運動中的西方民主憲政思想，等等，但在實踐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些西方“舶來品”在中國水土不服，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確立則改變了這種狀況。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七大黨章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偏向。中國共產黨歷經曲折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和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改變了中國革命指導思想的迷誤，並在其指引下取得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人民面對鴉片戰爭以來深重的國家和民族危機，紛紛奮起，或投筆從戎，或實業興邦，各展其能。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是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亦是黨的奮斗目標。1922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指出中國當前的革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以后的奮斗中，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矢志不渝地反帝反封建，始終將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責任扛於肩上。歷經艱苦卓絕的不懈斗爭，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最終實現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問題。而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數以億計的農民迸發出了巨大的熱情，積極擁護和支持共產黨的領導，成了最堅強、最鞏固的同盟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中國共產黨又是通過什麼途徑把他們動員起來的？這就要從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說起了。

　　《中國共產黨讀本》，謝春濤 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35年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內外的復雜情況調整了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策略。在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麼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准確認清了國內外的形勢，摒棄前嫌，實事求是地制定出了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讀本》，謝春濤 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孫中山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之前，曾經多次與南方軍閥合作，希望依靠軍閥的軍隊進行北伐。然而，總是事與願違，軍閥是不可能將自己的軍隊真正投入革命的，孫中山屢遭挫折。 這一教訓，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也深刻地體會到了。不僅槍杆子裡面才能出政權，而且隻有一支人民的軍隊，才有人民的一切。解放戰爭時期，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摧枯拉朽，從軍事上摧毀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氣，但是缺乏足夠的理論准備和實踐經驗，對於如何進行革命並沒有清晰的認識。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了黨探索革命規律的情況，他說：“過去那麼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相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個階段才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艱辛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逐步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並在這條道路成功指引下，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中，民主人士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了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支配的問題：“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但最終“‘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則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這個回答是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民主執政的警世名言。那麼，什麼是民主呢？民主，希臘文稱為“人民的權力”，德語稱為“人民當權”，中國人通常稱為“人民當家做主”。這就是真正的民主。

　　1944年6月，斯大林在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裡曼時曾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不過是些“人造奶油”共產黨人而已。不久后，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也向赴華調解國共矛盾的美國特使赫爾利表示：中國共產黨不是真的共產黨，有人自稱共產黨人，但與共產主義不發生任何關系。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判斷已經被歷史証明是錯的。那麼，他們的這種錯誤判斷又是從何而來呢？這就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發展和中國革命的特點說起了。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優秀傳統文明的繼承者和創新發展者，對國家的結構形式進行了不斷探索，最終建立了單一制國家體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國民族狀況的必然要求，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也開辟了中國外交的新紀元。在冷戰的背景下，針對西方國家對華採取敵對封鎖政策，周邊國家對新中國心存疑慮的現實，經過對國際局勢的權衡利弊和對中國近代以來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和“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在這些外交政策和方針的指導下，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和西北歐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外交關系，以嶄新的姿態登上國際舞台並站穩了腳跟。

　　新中國成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極為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如何鞏固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成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鞏固了新生的民主政權，建立了強國家和弱市場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到1952年底，國家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大部分已經恢復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勝利完成。

　　新中國的成立，為人民群眾的翻身解放提供了最可靠的前提和保障。在廣大農村，1950年冬到1953年春的土地改革運動，真正實現了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得到土地的奮斗目標﹔在城市中，工人階級迸發出高度的建設熱情，體現出高度的主人翁意識﹔1950年《婚姻法》的頒布，解放了幾千年來受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束縛的廣大婦女﹔黨和政府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掃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黃、賭、毒丑惡現象。一個嶄新的社會圖景展現在世人面前。

　　從1953年起，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中國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於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務，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國以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制度基礎。

　　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沉睡在“天朝上國”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西方工業文明的威力，開始意識到落后的農業國與先進的工業國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迫切渴望中國也能夠實現本國的工業化。為此，中國人開始了長達百年的艱苦探索，實現工業化成為幾代人孜孜以求的夢想。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以后，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客觀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的確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復雜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卻是曲折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建設道路的探索歷程也說明了這個道理。歷史發展的軌跡已經表明：探索的起步和開局是良好的，但隨后就出現了失誤，走了彎路。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邀請，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正式訪問中國。這是二戰結束新中國成立20多年后——也是中美對峙20多年后，美國總統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在中美關系解凍的時刻，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的關系卻冷至冰點。當在中南海書房裡毛澤東與尼克鬆雙手握在一起的時候，中美兩國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對峙與對抗終於結束，一個新的時代由此開啟。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論述了中國夢，指出中國夢不僅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還是人民的夢，每一個人的夢，強調實現中國夢要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從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為實現復興而努力奮斗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看，沒有哪一個夢想像“中國夢”這樣打動人心、激勵人心、凝聚人心，也沒有哪一個夢想像“中國夢”這樣成為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之犧牲、為之探索、為之奮斗的偉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