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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王明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傾觀點暫居上風，使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消極影響。另一方面，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准備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召開七大作出的第一個正式決議。決議規定了七大的中心任務和各項議程，並指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強調七大的“准備期限不能過長，應盡可能地在較短時間內召集大會”。為了籌備七大的召開，決議宣布成立七大籌備委員會，由25人組成，其成員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所有重要的領導人，例如毛澤東、陳紹禹（王明）、朱德、周恩來、項英、張聞天、張國燾、秦邦憲（博古）、任弼時、劉少奇、王稼祥、彭德懷等，毛澤東任主席，陳紹禹任書記。籌備委員會之下，還成立了負責經常性工作的秘書處，以毛澤東、張聞天、趙容（康生）、廖陳雲（陳雲）、陳紹禹組成。
上述決議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七大召開的具體時間，但由於它強調七大應該在“最近時期內”召開，這表明當時黨內高層對於召開七大的大致時間是有共識的，這就是1938年。但在1938年，七大並沒有如期召開。原因何在呢？
首要的原因是戰爭。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召開七大的決定之時，抗日戰爭正進入到最緊張、最危急的關頭。侵華日軍在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兩個戰場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難於組織有效的抵抗，包括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在內的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繼失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剛剛在山西戰場初步站穩腳跟，尚未完成在整個華北的戰略展開﹔而新四軍則剛剛組建，部隊尚未集中完畢。當時，中共中央的第一要務是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難以抽出時間完成七大的准備工作﹔前方的八路軍、新四軍將領也由於軍務在身，難以脫離部隊回后方參加七大。此外，當時國共兩黨的關系，也有包括組建新四軍在內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需要處理和解決，這也牽制和分散了中共中央的相當一部分精力。這些情況決定了當時並不具備召開七大的客觀條件。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時，兩次談到七大為什麼沒能在1938年如期召開。在報告開始的時候，他說：“本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准備在本年召集的，因為戰爭緊張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遲到明年。”報告結束的時候，他又說：“去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准備召集第七次代表大會，但准備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難召集。”可見造成七大第一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戰爭，以及主要由戰爭導致的各項准備工作沒有完成。
但除了戰爭以外，當時黨內高層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存在的分歧和不統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七大的按時召開。這種分歧和不統一主要是由王明造成的。他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負責處理原由毛澤東擔任的統一戰線工作，在中共領導層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會議結束后，他受蔣介石之邀前往武漢，並負責中共中央代表團與國民黨的談判。在武漢，他將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合並，並擔任了長江局書記。他不經中央批准，擅自以中央名義對外發表宣言﹔也不經毛澤東同意，擅自以毛澤東的名義對外發表談話，把自己凌駕於中央之上。在他的領導下，長江局實際上成為了一個獨立於延安的中共中央的“第二中央”。在思想方面，王明繼續堅持他的右傾錯誤觀點，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反對強調獨立自主，在軍事工作中反對毛澤東提出的以游擊戰為主的方針，而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要王明回到延安，在中央工作，但他置若罔聞。由於王明這些問題的存在，七大不可能順利召開﹔即使能夠召開，也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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