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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七大第三次延期
1939年雖然七大沒有如期召開，但它的籌備工作並沒有中斷或者停止。在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七大的籌備始終是一項重要工作。在中央書記處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都討論過召開七大的問題。在1939年8月16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七大的籌備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這次會議決定：各地選出的七大代表1940年1月15日前到達延安﹔毛澤東在七大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即統一戰線工作報告。
差不多在此前后，召開七大的具體時間也確定了下來。這次政治局會議開過以后不久，周恩來即離開延安，經甘肅、新疆前往蘇聯莫斯科治病，並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在蘇聯期間，他為共產國際撰寫了《中國問題備忘錄》，其中介紹了七大的准備工作，提到中國共產黨准備在1940年3、4月間召開七大。這個時間應該是周恩來離開延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時集體做出的決定。
另有一些材料表明，1940年春中國共產黨確曾緊鑼密鼓地准備召開七大。這年2月下旬，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從蘇聯啟程回國，於3月下旬到達延安。他們的歸來，使七大的召開具備了一個重要的條件。當他們還在歸國途中的時候，毛澤東於3月10日致電朱德、彭德懷，告以“恩來已回，七大快開”﹔他們到達延安以后，毛澤東又於4月2日致電彭德懷，告以“恩來、弼時25日到延，七大決定快開”。這些電報意在催促朱德、彭德懷早日從華北抗日前線返回延安參加七大。此外，毛澤東還分別致電彭德懷和新四軍領導人項英，要求八路軍出席七大代表“及時安全到達”延安，“新四軍代表盡可能渡江速來中央”。為了參加七大，朱德於5月從太行前線回到延安。
中國共產黨曾經准備於1940年春召開七大，是一個為過去的黨史研究所忽視、但實際上值得重視的重要史實。毛澤東寫於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和構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所寫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從時間上看，這篇文章的寫作與七大曾經准備於1940年春召開是存在關聯的。如前所述，1939年8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在七大作政治報告。因此，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毛澤東寫作《新民主主義論》的動機之一是為七大的政治報告作理論准備，或者，《新民主主義論》本身就是准備於1940年春召開的七大政治報告的一部分。
但是，1940年春，七大又一次沒有如期召開。其原因，一是一些准備工作沒有完成。這些准備工作包括：（1）會場的准備。當時連開會的會場都沒有准備好。（2）七大代表資格的審查。這項工作當時也沒有做。（3）七大各種文件和材料的准備。這方面的工作當時做了一些，但遠沒有完成。正因為這些准備工作沒有完成，剛從蘇聯回到延安不久的任弼時從5月起，受命主持七大的籌備工作。此后，七大的籌備工作有了專人負責和領導。在任弼時的主持下，七大后續的籌備工作就是從上述三個方面進行的。
二是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日趨險惡。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為了阻止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的發展壯大，加緊實施反共政策。1939年底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挫敗后，他們並不善罷甘休，而是醞釀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堅持抗戰的新四軍處境日益困難。這種政治形勢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必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處理急迫的國共關系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的生存發展問題。事實上，在整個1940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兩個：一是與蔣介石國民黨談判如何處理國共關系﹔二是領導開辟和發展華中根據地，為八路軍、新四軍拓展生存發展的空間。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回到延安以后不久，就在5月10日（或11日）離開延安前往重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一方面和蔣介石國民黨進行談判，另一方面處理新四軍存在的人事關系及發展方針、發展方向的問題。而劉少奇在整個1940年，都以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的身份坐鎮華中，直接領導和指揮八路軍、新四軍開辟華中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1940年春召開七大從時機上說也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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