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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從1944年5月開始的。5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七大的准備工作，決定組織黨內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由任弼時負責召集。此后，任弼時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日以繼夜地起草了《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以毛澤東為1941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起草的書面結論草案（題為《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吸收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內容和理論觀點，同時總結了整風運動中黨內研究歷史問題得到的很多新認識。這即是《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初稿。由於這一決議牽涉到黨的歷史上很多重大問題的是非，稍有不慎，即會影響黨的團結，因此為慎重起見，初稿完成后，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又對這一決議在各種范圍內（主要是在黨的高級干部和七大代表中）進行了反復的討論和征求意見，並進行了多次修改。其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的胡喬木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任弼時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又修改過三次，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在任弼時修改稿的基礎上進行了一次全面修改。毛澤東拿到張聞天的修改稿后，又在黨的高級干部和七大代表中反復征求意見，進行了六次修改，並將原來的標題改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從由任弼時起草初稿到最后由毛澤東定稿，歷時將近一年。
在起草和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於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為七大的召開做准備。這次會議之所以史無前例地開了11個月的時間，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一些細節上糾纏過多，遲遲不能定稿是有關系的。由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討論和修改的時間過長，影響了七大的召開，使得聚集延安參加七大的各地代表不能及時回去工作，而當時抗日戰爭已臨近勝利的前夜，因而一些高級干部提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討論和修改的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要盡早召開七大。在1945年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朱德就呼吁：七大要早開，開了，人好出去工作。各地的歷史問題討論可以先搞個草案，交七大參考，有些爭論也容易解決。鑒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討論和修改已經曠日持久，為了避免在七大上因為討論歷史問題而延長會議的日程，因此六屆七中全會在1945年3月31日開會時，決定改變七大原定的議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再提交七大討論和通過，而改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這樣，在1945年4月20日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通過，個別的修改委托給七屆一中全會，從而為七大的召開完成了最后的准備。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以后的第三天，即4月23日，先后五次延期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延安開幕。由於進行了長時間的籌備，特別是進行了全黨整風運動，對黨在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進行了研究和總結，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從而使得七大開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會，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成為黨奪取新勝利的光輝起點。○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生導師，本刊特約撰稿人，199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先后在《近代史研究》《黨的文獻》《中國經濟史研究》《歷史檔案》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約60篇，其中12篇論文13次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另有多篇論文先后被《新華月報》《光明日報》和《北京日報》等報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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