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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七大第二次延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肯定了抗戰以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同時批判了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思想和右傾錯誤，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統一了全黨的步調，這就為七大的召開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創造了條件。會上，召開七大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並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決議提出：“在不久的將來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還提出了七大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務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規定了七大代表的產生辦法，同意開始准備中央委員會向七大提交的政治報告。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迅即向全黨黨員解釋七次大會的重大意義”，動員全黨“努力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大會的准備工作”，“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之”。
由於抗戰時期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瞬息萬變，七大的准備工作何時能夠完成實難預料，所以這一決議對七大的召開日期仍沒有做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但從決議中“在不久的將來”和“在較短時期內”這些提法來看，中共中央迫切希望七大能夠盡快召開。如前所述，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曾經表示，由於戰爭緊張的原故，七大不得不推遲到明年召開。這些都說明，在1939年召開七大在當時已經基本確定下來。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后，各抗日根據地根據會議作出的決議，先后選舉產生了出席七大的代表。但在1939年，七大並沒有如期召開。
七大第二次延期的原因，主要是當時的國內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開始轉向積極反共、消極抗日。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設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在山西、河北等地，國民黨軍隊不斷制造反共軍事磨擦，企圖逼迫八路軍退出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據地，交出在這些地方建立的敵后抗日政權。抗戰初期相對良好的國共合作關系開始蒙上一層沉重的陰影。這要求中國共產黨重新審視國共關系，針對國共關系中出現的新問題，制定新的斗爭策略。這必然會影響到七大的如期召開。
另一方面，日軍在攻佔武漢、廣州等戰略要地后，開始回師“掃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這樣，八路軍既要對付國民黨的軍事磨擦，又要對付日軍的“掃蕩”作戰，面臨的軍事壓力驟然增大。在這種情況下，七大也難於從容召開。
此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后來七大選出的5位中央書記中的4位，即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當時或者不在延安，或者是在1939年過去好幾個月后，才從外地回到延安參加中央工作。不在延安的領導人是朱德和任弼時。朱德在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后就返回了華北前線，指揮八路軍抗戰和反對國民黨軍事磨擦的斗爭。任弼時則是在1938年3月去了莫斯科，負責領導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一直到1940年3月才返回延安。劉少奇和周恩來屬於第二種情況。劉少奇在六屆六中全會后，擔任了新設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然后離開延安輾轉前往河南，貫徹執行六屆六中全會制定的發展華中的方針，直到1939年3月底才回到延安。周恩來則是在六屆六中全會尚未閉幕的時候，就離開延安去了武漢，與蔣介石會談關於國共兩黨關系的問題。1939年初，他又前往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解決新四軍的內部矛盾以及發展方針問題。當他回到延安的時候，已經是1939年6月中旬了。由於這些重要的領導人沒能一直在延安參加中央工作，就使得一些重要的問題無法及時討論解決，甚至中央政治局會議也不能按時召開。例如原定1939年4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由於周恩來不在延安，后來改期到當年8月才舉行。而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即是討論七大的准備工作。因此，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不在延安，或者沒能一直在延安參加中央工作，也是七大第二次延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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