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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日：七大第四次延期
1940年春七大第三次延期以后，中共中央重新決定了七大的開會日期，這就是1941年5月1日。這個時間應該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確定的。1941年2月21日，毛澤東與任弼時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七大代表已到齊，隻待你回，擬五一開會，不便再延，請你估計有無回延可能，並准備何時回延。”這裡所說的五一開會即是指七大。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於3月12日召開會議，議題之一便是七大的准備工作。關於七大的議程，會議初步確定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工作報告，准備形成三項相應的決議，並由劉少奇發表職工運動的演講。為了加強大會秘書處的工作，會議還任命任弼時為大會秘書長，王若飛、李富春為副秘書長。會議要求五一前完成七大的各項准備工作。由此也可看出，當時中共中央的確是決定於1941年5月1日召開七大，並為此在進行緊張的准備。
但1941年5月1日，七大仍然沒有如期召開，而是第四次延期了。這一次的延期，直接的原因應該是被安排在七大作報告和演講的兩個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和周恩來沒有能夠及時返回延安。當時劉少奇正在華中地區領導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工作，而周恩來則在重慶與蔣介石國民黨就國共關系的有關問題進行談判。4月26日，毛澤東曾致電周恩來，要他在與蔣介石談判時提出要求，派飛機送他回延安參加七大。但由於當時國共關系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需要處理，因此周恩來無法抽身回延安。在劉少奇和周恩來不能與會的情況下，七大的延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在這一次延期之后，七大的召開時間不斷地往后推延，主要的原因則是在此之后不久，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發動整風運動。1991年11月7日，胡喬木在一次談話中，回答七大為什麼籌備時間較長這個問題時說：“最初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戰爭，后來不是戰爭，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風，就是要研究歷史問題，把歷史問題研究清楚了才能開。”他這段話中所說的“后來”，即是指1941年5月1日以后七大的延期。而在此之前的三次延期，按照他的說法，主要原因是戰爭。他所說的戰爭，當然既包括對日抗戰，也包括同國民黨頑固派的磨擦與反磨擦的戰爭。這與本文前面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整風運動的發動與七大的籌備工作有著密切的關聯。如前所述，七大的籌備工作之一是准備各種文件和材料，其中包括搜集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獻。這項工作原由任弼時負責，中央要求於1940年11月底完成。但搜集六大以來文獻的工作進展得很不順利，於是中央后來決定改由中央秘書處承擔六大以來文獻的搜集工作，並由毛澤東負責督促與審核。中央秘書處每搜集到一份文獻，都要交他審核，審核完畢后才送印刷廠排印。
毛澤東審核六大以來歷史文獻的工作，前后進行了好幾個月。在此過程中，他發現在3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下發的不少決定、命令和指示中，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這些錯誤不是個別的、孤立的、偶爾出現的，而是前后一貫的，形成了一條比以往歷次“左”傾錯誤路線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這條錯誤路線流毒全黨，幾乎斷送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對這條錯誤路線，當時全黨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正確的認識，有些黨的高級干部甚至根本否認存在過這樣一條錯誤路線。他認為，這樣一種思想狀況不徹底改變，七大不可能成功召開。怎樣改變這種思想狀況呢？他覺得有必要在黨的高級干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特別是六大以來歷史的活動，以明辨是非，提高高級干部的思想覺悟，進而達到全黨思想的統一。於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他提議選編六大以來的歷史文件，供黨的高級干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之用。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這一提議，隨后不久確定了六大以來文件選讀篇目70篇。12月正式印制了《六大以來》匯集本。它們成為整風運動的主要學習文件。從1942年上半年起，一場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在延安和各地的黨組織中普遍地開展起來。
整風運動原打算1943年4月底結束，但這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提出在有些地方，由於領導干部不認識整風的深刻意義，故整風運動還沒有取得成績，在部分機關、學校、部隊則運動尚未深入，因此決定“從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繼續開展整風運動”。整風運動進行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七大的召開時間也跟著不斷地往后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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