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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舉行“二大”的地點是在上海還是廣州？中共中央最初並未確定下來。但已決定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共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再舉行“二大”。1922 年5 月上旬，上述兩個大會相繼在廣州舉行，黨組織派陳獨秀和張國燾指導這兩個大會，並考察廣州的政治環境，評估國共合作的前景，然后再決定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否便於在廣州舉行。后由於陳炯明叛變革命，廣州政治形勢相當復雜，中共二大還是選擇在上海召開，會址依然選在法租界，會議更加注意保密和會場安全防范。具體地點選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 號（現為老成都北路7 弄30 號），即“李公館”所在地——中共黨員、時任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的寓所。1922年7 月16 日中共二大召開時，王會悟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警惕地注意著來往行人。12 名黨代表熱烈地討論了中國的時局及對策。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址。大會共進行了８天，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
“三大”前夕，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和共產國際的要求，黨中央機關已由上海遷到廣州，“三大”會址自然也遷移到了廣州。為此，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張太雷及馬林等提前來廣州進行籌備工作。具體工作由廣東區的譚平山、阮嘯仙、劉爾裕、羅綺園等負責。他們臨時租用了一幢兩間兩層磚木結構的普通樓房作為會場。樓下南邊一間是會議室，北邊一間是飯廳。樓上兩間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這裡。屋內牆壁灰白，顯得很臟很舊。會議室當中擺放著一張西餐式的長方形台子，西面是一列長條凳，前后兩端都是小方凳。會址在恤孤院路的西側( 原東山恤孤院后街31 號，現恤孤院路3 號)，從廟前街到恤孤院路是由高至低的斜坡路，到開會地點，才轉為平路。會址四周比較空曠，北邊有“逵園”，是華僑女青年讀書的地方﹔南邊走一段路就是“春園”﹔西邊有一片荒草地和一個魚塘﹔東邊是“簡園”。會議期間，馬林、毛澤東、張太雷、譚平山、瞿秋白等人吃住在“春園”，其他代表吃住在會址樓上。
1923 年9 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由廣州遷回上海，中共四大本應在1924 年舉行。可是，1924 年是中共成立后最繁忙的一年，國共正式開始合作，國民黨改組，黃埔軍校建立，馮玉祥倒戈，工人與農民運動高漲，等等，如期召開確有困難，不得不一再推遲。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制定新的工作方針與政策，1925 年1 月11 日至22 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會址選在閘北淞滬鐵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華界與租界毗鄰之地（即今虹口區東寶興路254 弄28 支弄8 號處）。這是一幢
三層樓石庫門房子，比較隱蔽，不易被警探注意。會議在二樓舉行，會場布置成教室模樣，以此作為掩護。三樓房間作為部分代表的臨時宿舍。這次的會址是委托中央宣傳部干事張伯簡找來的，當時要求，不能在租界裡，又不能離開租界太遠，以便一旦發生問題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這所房子，當時租下來時房子是空著的，是作為中央工農部工作人員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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