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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作為上海市靜安區現存的52 處革命遺址之一，它從規劃、保護到重新開發， 有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細心的人們路經延中綠地老成都路、延安路口時， 會發現延安中路高架路在這裡有個細微的轉彎。當年造高架時，有關部門考慮到“二大”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連延安高架道路建設時也特地為會址讓道。從展館的舊址模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庫門建筑共有4 排，“二大”舊址位於深巷中的第2 排，現在卻成了沿街樓房。原來，為了保護“二大”原址，高架拆遷方案實施到“二大”原址所處的一排石庫門建筑時便戛然而止。1999 年，為配合延中綠地一期工程建設，靜安區動遷了這一地塊上的670 戶居民，並把這片保護性建筑保留下來。
中共三大會址房屋毀於1938 年10 月侵華日軍飛機對廣州的轟炸中。大會在當時廣州東山舉行，但會址究竟在東山哪個地方，史籍和檔案均無記載，一度成謎。其實，之所以選在東山召開，是因為當時這裡地處郊區，偏僻幽靜，周圍是荷池、魚塘、蕉林、菜地，人煙稀少，有利於保密。為了弄清確切會址，1972 年，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革命委員會成立了以黎顯衡、汪杰等5 人組成的會址調查小組。10 月13 日，年逾七旬、尚健在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請到了廣州，調查小組陪同徐老在東山步行尋訪了幾天，走遍了可能性較大的新河浦路、瓦窯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許多大街小巷，又和當地一些老居民進行多次座談，了解街道環境和房舍變遷情況。終於，大家認為，恤孤院路一帶的舊式建筑可能性較大。於是，他們又請徐老去實地考察，走到瓦窯街與恤孤院路交界西北處的逵園，隻見樓頂正面有“1922”的字樣，徐老精神一振——這幢洋樓隔著瓦窯街正對的就是會址，因會議期間，他天天看到這個“1922”（逵園），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參會代表大多來自外省，都把它作為認路的路標。從這裡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 號，便是在黨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園”。后來，又找到了附近培正路13 號——毛澤東當時經常與譚延闿商談統一戰線工作的簡園。於是，這三座建筑（相距僅數百米）成為確定中共三大會址的座標地址被確認后，在廣東人民的呼吁下，修復、保護大會遺址的工作被擺上日程，各級領導對此都高度重視。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廣東省和廣州市有關部門組織力量，從2006 年3 月份正式動工，經過100 多天的籌備、修繕和布展，中共三大遺址在建黨85 周年之際正式對公眾開放。
解放后，中共四大會議遺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從1958 年10 月到1961 年7 月， 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曾發函給武漢大學李達、江西省委黨校、中央文化部等多處，並到中央檔案館等單位查訪，又訪問了中央商業部財務司庄文恭、全總女工部部長楊之華等與中共四大有關的人物，主要查訪會議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 多份書面調查或訪問資料，由於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會議遺址仍下落不明。許多當事人相繼去世，使遺址的查找更成為一個難題。鄭超麟是個關鍵人物（時任中宣部秘書， 四大召開時由大會秘書長彭述之指定其擔任記錄）。鄭在《鄭超麟回憶錄》中都回憶了“四大”的經過：“ 會場設在閘北廣東街背后鐵路邊上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外地來的代表住宿其中﹔他們睡在三樓，二樓開會，布置成課堂形式，以便代表們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書之類。”1984 年，夏順奎接鄭超麟到虹口區進行實地辨認，由上海市虹口區地名志編輯組應雲龍、陸仁福陪同尋找當年的會址。按照鄭的回憶，他們一起從川公路進去，一直走到鐵路軌道邊，再沿著軌道往北走了不遠，在走到川公路與東寶興路之間的一段鐵路時停下來，鄭超麟指著鐵路軌道東邊的新工房（即今東寶興路254 弄28 支弄8 號處的新工房）說：“就在這個地方。現在新工房的地點，可能就是當年的‘四大’的會場所在地。”並說，當年會址北面還有一座教堂。應雲龍等人指著印度錫克教堂（經查，始建於20 世紀初期，俗稱印度廟），問他是不是這座教堂，他遙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說，具體樣式記不清了，隻記得有一座教堂。鄭還興致勃勃地請夏順奎在現場給他拍照留念，又到多倫路10 號——應雲龍的住所座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光景。在座談中，鄭說當年他除了負責會議的記錄外還擔任向導工作，曾多次帶領出席會議的同志前往會場。因此，對當時的地點、路線印象比較深。那時，他住在靜安寺附近，乘電車在四川北路橫浜橋下車，從川公路進去，走到會場。這幢房子的三樓作為代表的宿舍，二樓是會場，一樓客堂是空的。進出均走后門。每天會議結束后，除了代表們從原路回去以外，還有兩條路線可以分散走，這三條路線他都走過。會議閉幕后，鄭又多次到過這裡。經實地勘察，確認上海虹口區東寶興路254 弄28 支弄8 號處為“四大”會址遺址。由於原址房屋在抗戰中被日軍炸毀，虹口區於2006年在多倫路215 號建立起了“四大”史料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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