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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嚴重失敗。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府和武漢的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採取果斷行動。中共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按照既定安排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黨中央決定在武漢召開“五大”。之所以把會址選在武漢是因為反革命政變后，黨中央機關在上海已經很難立足，武漢的國民政府仍維持國共合作的局面。這樣，黨中央、團中央機關都決定遷到武漢。在1927 年4 月下旬陳獨秀等到武漢后，湖北的一些中央委員在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指導下，開始正常舉行中共中央會議。中共五大是秘密召開的，一是為了避免加重武漢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為了防備反動派襲擊。在武昌高等師范第一附屬小學召開“五大”也起到了一種煙幕作用，因為第二天所有代表都進行了轉移。此后，會場就移到漢口靠近郊外的黃陂會館。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由於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次會議，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 年3 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4 月2 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讓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從1928年4 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 多位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五一村附近的“銀色別墅”秘密召開。從籌備、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線、會議的地點等，都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
1934 年，中國革命風雲突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最后經遵義會議走上北進的道路，爬雪山、過草地到達陝北，1937年12 月2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召集中共七大的決議。1938 年的六屆六中全會，繼續討論了召開中共七大的准備工作的問題。1939 年底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反共高潮，隨后日偽軍又加緊向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攻，使中共中央籌備“七大”的工作受到影響，會期不得不向后推延。1940 年3 月下旬，周恩來、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共產國際派來代表准備出席“七大”並了解情況，師哲也隨同抵達。中央政治局決定，委托任弼時負責繼續進行籌備工作。任弼時對會址選擇進行了精心勘察，經過比較，三易其址，會場最后確定在延安的楊家嶺。隨著各根據地日益壯大，原有的代表名額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各地黨組織根據中央的要求又補充選舉了一些代表。這樣就必須要有個大一點的禮堂。於是黨中央在楊家嶺修建了一座能容納上千人的在當時可稱作“宏偉建筑”的中央大禮堂。中央大禮堂依山矗立，佔地1056 平方米，是由當時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楊作才設計、中央機關同志自己動手修建的。禮堂設計風格為中西合璧，具體表現在禮堂的整個外部輪廓和東廳門的一根石柱上。這根石柱系一塊整石雕琢而成，按照希臘建筑藝術設計制作，被稱為希臘多列斯柱式。其內部為穹窿式的陝北窯洞石拱結構。這種設計，使得禮堂內沒有木梁和木柱，內部視野開闊，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種設計都是科學和先進的。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中共七大在這裡召開。建國后我國定都於北京，黨中央機構也遷往北京，我黨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自然都在北京召開，到目前為止，除八大是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之外，其余都是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政協禮堂於1954 年經周總理指示開始籌建，於1956 年竣工，是新中國第一個大型的多功能政治活動場所。中共八大於1956 年9 月15 日至27 日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八大”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是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
從中共九大開始至十七大，會址都在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場所，同時也是黨、國家和各人民團體舉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動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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