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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章內容看，它轉錄了1938年2月20日至21日《大公報》（漢口版）連載的中央社長篇電訊《陷后南京慘象》，副題為《倭敵失卻人性凶殘絕倫，屠殺市民八萬，婦女半數被污》。此文是中央社記者在2月5日採訪從南京逃出來到武漢的難民后寫成的。文章控訴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種種暴行及殖民主義統治部署等。《新中華報》雖是轉錄此文，卻是延安的新聞傳媒第一次報道南京大屠殺，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的干部群眾開始知道日軍在南京制造的駭人聽聞的戰爭暴行。
1938年6月30日，《新中華報》第443期上發表題為《日寇一年來的暴行》的述評文章，系統記述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以來一年中日軍在中國各地的暴行，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殺的記載。文章開頭寫道：“日寇一年來在我國的種種暴行，決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以下所舉不過是犖犖大者，但亦可見日寇野蠻殘暴和凶暴的一斑了。”在“屠殺”一欄中寫道：一、今年一月南京城日寇在紫金山舉行殺人比賽，以先殺滿一百五十人者為優勝。二、截至本年一月止，在長江下流一帶被敵殘殺的同胞達30萬人。在“搶劫”一欄中寫道：南京淪陷后，不論是挨戶搜索，每戶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達兩旬之久，搶劫案達二萬件。
以上記述，雖較簡短，卻選擇了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最具有代表性、最為血腥與慘絕人寰的事件。其一是日軍在南京紫金山下舉行殺人比賽的事件。這是日軍第十六師團第十九旅團第九聯隊（聯隊長為片桐護郎大佐，因此稱片桐部隊）第三大隊（富山營）中兩名法西斯青年軍官向井明敏少尉與野田毅少尉，竟以中國戰俘與平民百姓為靶子進行駭人聽聞的殺人比賽。而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等報刊，對這種瘋狂行徑，在短短十余天時間中，連續四次進行跟蹤報道，作為日本的“勇士”進行吹噓。日軍的暴行震驚了全世界。其二是揭示了日軍在長江下游地區殺害了中國同胞“達30萬人”。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上海特派記者田伯烈對上海、南京等地的日軍暴行進行了調查，於1938年1月16日所發出的新聞報道中，從宏觀上對日軍從上海到南京地區的戰爭暴行作了綜合性與整體性的報道，第一次提出日軍在該地區屠殺中國軍民“達30萬人”的駭人聽聞的數字。延安《新中華報》的文章引用的就是田伯烈的調查材料。無疑，這些事例對向根據地廣大干部群眾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有著重要的作用。
此后，關於日軍在中國淪陷區燒殺搶掠暴行的消息，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通過各種途徑越來越多地傳到延安地區，不僅激起了廣大軍民的強烈義憤，而且進一步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重視，成為他們對根據地軍民進行抗戰教育的教材，也成為他們研究日本在淪陷區活動的重要對象與重要資料。
1938年7月1日在《解放》周刊第43期、第44期合刊上，發表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尖銳地揭露與批判了日本侵華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毛澤東說：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飢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隻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
無疑，毛澤東的這一分析，是建立在他對日軍在中國各地普遍實施的極端野蠻的燒殺淫掠等戰爭暴行進行詳細調查與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的。這自然包括發生在數月前的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毛澤東接著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其結果，就是“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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