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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在這樣一個重要年份，卻傳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消息。例如，在2月20日，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與到訪的南京市政府官員舉行會談，在提及南京大屠殺時，竟說：“的確存在一般性戰斗行為，但我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並未發生過。”河村隆之的話，嚴重歪曲和抹殺了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真實的歷史，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影響了中日間的健康、穩定合作，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驚，宣布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間的官方交往。
■延安地區為數不多的中共報刊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后，立即對手無寸鐵的民眾與放下武器的戰俘進行了瘋狂的血腥屠殺，伴之以搶劫、強奸、焚燒。日軍的恐怖暴行延續了六周，殺害中國軍民達30萬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間的“活地獄”。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中最具代表性與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侵華日軍在南京制造的這一慘絕人寰的暴行，鐵証如山，經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等的嚴正審判，在歷史上早成鐵案。
但由於種種原因，戰后數十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不滿，尤其是對法庭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宣判，找出種種理由進行攻擊與誹謗。例如，他們聲稱，在戰時，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報刊與論著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沒有涉及”，更沒有“加以指責”，“如果有傳言中的那種幾萬、幾十萬的大屠殺，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沉默的”。他們以此作為否定南京大屠殺這一鐵的史實的重要根據之一。
這顯然是別有用心、極其陰險的歪曲，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是當時中華民族與中國新聞傳媒共同關注的時事焦點。它也成為中共領導人及其領導的新聞傳媒關注與報道、評論的重大事件。
在抗戰期間，中共雖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中共領導的軍隊被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但在毛澤東的堅持與領導下，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黨務、組織、宣傳系統，一直保持獨立性。中共領導下的新聞傳媒關於日本侵華及其戰爭暴行的宣傳報道，自成一格﹔在對日軍進攻南京與對中國軍民實施大屠殺的揭露與宣傳上，也自有其特色：既有與中國其他報刊相同的悲憤與同仇敵愾，也有不同於其他報刊的分析、評論、呼吁、建議等。
從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后，到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的1938年底，中共由於條件與環境的限制，除了在法國巴黎創辦的《救國時報》，以及后來在國統區創辦的《群眾》周刊與《新華日報》外，掌握的新聞傳媒並不多。由於能利用某些有利條件，這些報刊根據西方國家報刊、通訊社的消息與國統區的消息，因而較早對日軍轟炸南京的暴行，對日軍佔領南京后實施的大屠殺，進行了報道與批判。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地區，《新中華報》《解放》周刊等報刊也一直在關注著淪陷前后的南京與南京軍民，並克服重重困難，作了多次報道與評論。
《新中華報》，1937年1月29日由《紅色中華》報改名而來。《紅色中華》報原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機關報，在中央蘇區創辦，長征后遷陝北保安出版。1937年1月，中共中央機關由保安遷到延安。為團結抗日，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色中華》報改名為《新中華報》，刊號續前，版面四開，刊期為三日刊，油印。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該報改組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版面仍為四開，刊期由三日刊改為五日刊，並由油印改為鉛印。
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1937年1月由紅色中華通訊社改名而來。紅色中華通訊社於1931年創建於中央蘇區，與當時的《紅色中華》報實際上是同一個機構。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將《紅色中華》報改名為《新中華報》的同時，也將紅色中華通訊社改名為新華通訊社，但與《新中華報》實際上仍是同一個機構，社長由博古兼任，實際工作由向仲華、廖承志等具體負責。
《解放》周刊，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藍家坪創刊，由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辦，為十六開，鉛印。后改為半月刊。《解放》周刊辟有《時評》《論著》《翻譯》《通訊》《文藝》等專欄。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等都在該刊上發表過文章。毛澤東對該刊特別重視與關注，對於每個時期的宣傳要點，都親自過問，重要的社論、評論和文章都親自審閱。他更在該刊發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從第17期起，《解放》周刊開始使用毛澤東題寫的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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