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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著，該書轉摘了上海租界《申報》1938年11月28日刊登的《日軍積極毒化南京》的主要內容，揭露了日本當局在南京大肆販賣、推銷鴉片、海洛英（即海洛因）等毒品的驚人情況：
美國裴博士（本書著者按：指貝德士）前曾作報告若干份，其最重要者，為去年（指1937年）12月間所作之《南京之強奸》（指貝德士於1937年12月15日所寫的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南京一瞥》）。據彼之審慎估計，目下業染海洛英毒癮者，已達五萬人（連孩童在內）。沉湎對鴉片與其他非法麻醉物而不能自拔之千萬人，尚不在此數之內。裴博士之報告略稱，活躍於南京四個販毒團體中，屬日軍特務部所驅策者最具勢力。下列四團體，均與毒物貿易有密切之關系：（一）日軍特務部﹔（二）偽“維新政府”﹔（三）“獨立”之日韓販毒者﹔（四）日本商店。
日軍特務部在該區所售毒物，月達三百萬元有奇，以南京為銷售中心地。偽“維新政府”對於出售鴉片，亦有規定條例，鴉片零售所已達十七所，且猶有其他零售所，尚在進行組織中。此等零售所分三等征稅，視其營業多寡而定，計每季四千二百元、二千八百四十元及一千四百二十元三種。已開業之煙館，達四十余所，征稅視煙燈數目而定，九燈者一百五十元，六燈者百元，三燈者五十元。據偽政府所稱准設煙館之緣由，乃“憐惜貧苦勞力者之辛勞”﹔另一緣由，乃借以防杜人民不征稅捐而私自販賣。旅館妓院，亦販賣毒物，前數日內，日韓鴇母與浪人，曾運入鴉片八十箱。又日本商店，其外表上出售罐頭食品或藥品，然屋內則批發鴉片和海洛英。由上海販貨赴南京者，亦兼販毒物。大連所制之海洛英，在南京之售價與上海相等。鴉片則大半來自大連，經上海而運往南京。
以上材料，將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與概貌，以及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主義統治的種種罪惡，清楚地告訴了讀者。
1939年10月1日，毛澤東為《日本在淪陷區》一書寫序，題為《研究淪陷區》，指出了研究南京等淪陷區，了解“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干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的極端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淪陷區問題的研究是刻不容緩了。在這個問題上，有敵人的一面與我們的一面。在我們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擊戰爭的問題，研究這個問題，不待說是十分重要的。在敵人的一面，是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干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研究這個問題，乃是研究前一問題的起點，不了解敵人的情形，我們對付它的方法是無從說起的。”要了解與研究“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干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搜集、研究日軍在淪陷區燒殺淫掠的大量材料，從而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與極端野蠻性，認識日本侵略者的“失道寡助”等。其中，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就是最典型的材料。毛澤東指出：“可是在這個方面，在淪陷區中敵人干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這個問題方面，抗戰干部中沒有研究或沒有系統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這就說明，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喚起注意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了。”
當然，《日本在淪陷區》只是一本材料書，是這個專題的各種有關材料的匯集。它為研究這個專題，包括研究南京大屠殺，做了重要的准備，但它只是研究的開始。毛澤東說：“這一類的時事問題叢書，僅僅是材料書，它是重要的材料，但僅僅是材料，而且還是不完全的材料，問題是沒有解決的。要解決問題就須要研究，須要從材料中引出結論，這是另外一種工作，而在這類書裡面是沒有解決的。”
對南京大屠殺，以及對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的大量戰爭暴行，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與揭露批判，在當時嚴酷的戰爭環境中，尤其是在偏遠而窮苦的各抗日根據地內，是存在許多困難的。然而，由於毛澤東的倡導，由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著的《日本在淪陷區》一書，成為中共干部的必讀著作，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罪惡在各抗日根據地廣為人知。
延安的報刊《新中華報》《解放》周刊，以及《日本在淪陷區》等論著，對南京大屠殺的及時報道與深刻揭露，是中國抗戰新聞史上最光輝的篇章，是對日本右翼分子胡說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報刊與論著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沒有涉及”，更沒有“加以指責”等謬論的有力回擊。
在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政府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作為對全國民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中國近代史與愛國主義教育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以各種形式廣為宣傳﹔同時將它作為中國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組織專家深入調查研究，出版多種論著，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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