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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認為，研究中共黨史的根本目的在於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以史為鑒，直接為黨的建設和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正確指導革命斗爭實踐。大革命失敗后，蔡和森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在思想理論方面給黨造成的危害時，深刻指出：“要由此次的改組，獲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建立中國無產階級列寧黨的自己的理論，成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組織，來完成中國工農革命的任務。”[1]蔡和森的這一思想，當時在全黨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來的，對黨的理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蔡和森通過總結黨從一大到五大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通過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進行分析批判，感觸頗深地提出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改造黨的組織。由於我黨在一大制定的綱領中沒有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所以，黨的八年歷程中，不斷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散漫習氣的影響。大革命后期，又受到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干擾，我黨未能對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作出深入的理論闡述，使得陳獨秀等機會主義者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隻有從上而下的集中，而沒有從下而上的民主”，黨的“指導機關仍然沒有群眾化”，“群眾的黨內生活全未形成，既無黨內討論，有無選舉制度”。由此使黨的“指導機關與群眾的聯系很不良”，“黨員群眾及下級黨部始終不能自發自動發揮其創造能力”，“鐵的紀律成為威壓黨員的刑具”。對此，蔡和森同志向全黨積極呼吁，“黨應改造真正成為列寧主義的鐵的組織鐵的紀律，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在“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動”的前提下，“由下而上的黨內討論盡可能的發展，由下而上的選舉制度盡可能的採用”，“黨內事情盡可能的使黨員群眾知道。”[2]隻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充分發揮廣大黨員和各級黨部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精神。
蔡和森在深刻總結大革命失敗教訓的基礎上，主張共產黨要建立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不要再為他人做嫁衣裳。他說：“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我們要“堅決地自覺地來干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3]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蔡和森進一步總結了黨領導的農村武裝斗爭的經驗，提出了“中國革命，還有它發展的特殊性，這就是不平衡性”的理論，以此理論為前提，他提出游擊戰爭是農民運動的主要方式，在組織農民運動，開展游擊戰爭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逐步創立紅軍，創建政權，沒收地主土地，開創農村武裝割據局面。[4]蔡和森的這一理論先於並接近於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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