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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正確評價了共產國際代表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應負的責任。他尖銳地指出：“北伐出發后，我們在廣東的勢力並不劣於李濟琛。老鮑……反而把廣東鞏固於李濟琛的勢力之下，幫助李濟琛大大擴充省防軍。本來是一個老虎，還要為他添一對翅甲！……為什麼這樣糊涂？因為他腦袋裡有一種西北學說，認為廣東不可為革命根據地。”[18]西北學說認為廣東在香港炮口之下，不能為革命根據地，應拉孫中山到西北去才能與蘇俄接近。他分析西北學說的內容，指出其實質是一種“逃跑主義”，其中充滿了對於自己勢力的悲觀和對於敵人勢力的恐怖，歸根結蒂還是一種利用軍閥制軍閥的老政策，是導致中央機會主義的重要根源。蔡和森以確鑿的事實，客觀地分析了中國共產黨自北伐以來所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每一步發展都與共產國際代表有密切的關系。
蔡和森對黨的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也作了比較客觀的評價。他認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招致大革命的失敗，給黨帶來深重災害。陳獨秀並沒有因此而吸取教訓，拒絕了黨的一再挽救，最后滾進了托派的泥坑。但對五四時期陳獨秀的影響，他又認為：陳獨秀“是歐戰后中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主唱者，美國式‘科學’和‘民主主義’（《新青年》雜志的兩個主要口號）的宣傳者，哲學上，他是從美國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進到法國啟蒙時代的機械唯物論。”他在“五四時期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19]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20]蔡和森對陳獨秀的評價是公正的，實事求是的，反映了一個有作為的黨的歷史學工作者總結既往，立鑒未來的非凡素質和恪守黨性的理論修養。
蔡和森對當時身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工部主任、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的張國燾在二大后鬧小組織的問題，公開作了評論，認為“這都是站在個人的觀點上和小資產階級的心理上去攻擊同志。”“國燾問題在表面上是態度問題，實際上是黨的紀律問題，不明白黨員與黨員的關系和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的關系，根本是反對紀律和集中制。”[21]這是入木三分的正確分析。
蔡和森還認為，黨的五大后，中央政治局仍操縱在陳獨秀的手裡，繼續推行右傾投降主義。當時，雖有少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但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因此，中央政治局陷入一片混亂。“鮑羅廷主義之一貫的領導愈益促進了混亂、動搖和猶疑。”盡管共產國際在1927年5月召開的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專門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就農民土地問題、工農武裝問題、懲辦叛變分子問題以及對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的政策發出了緊急指示，可指示傳到中國后，“老鮑不發國際來電，敷衍國際之罪小，而延誤我們的新方針之接受和新政策之執行其罪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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