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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在研究中共黨史的過程中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研究方法
蔡和森作為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者，在探索研究方法上，也曾有過一些真知灼見，並且更多地體現在他的黨史論著中分析問題時的具體運用。他曾明確地提出：“要問究竟黨現在已到了一個什麼階段，發展到一種什麼程度呢？以及發展的道路是怎樣呢？……這不是絕對空想所能答復的，而是必須以歷史的方法答復。”[23]這就指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基本方法，即歷史的方法。這一方法，在他對黨在幼年時期的成績與缺點作出分析時，首先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蔡和森同志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從黨的創建到1925年黨的第二次中共擴大執委會之間黨的歷史，著重闡述了黨的“二大”、西湖會議、“三大”、“四大”、“五卅運動”，充分肯定了“黨引導無產階級由經濟的罷工直到政治的爭斗”、並在‘五卅運動‘中領導中國工人階級站在民族革命的領導地位，“領導一般群眾作為民族解放爭斗”的歷史功績，並初步總結了農民運動、軍事運動和統一戰線等方面的經驗。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評價自己的歷史，第一次實事求是地肯定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巨大歷史功績。
蔡和森以唯物辯証法為指導，主張採用聯系和綜合分析的方法對中共黨史作全面周詳的研究。他明確指出，研究黨的歷史，“不僅要明白其政治環境，還須知道各階級的力量如何，關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確的觀念。”[24]基於這一思想，蔡和森對我國的歷史與現狀、我國的階級狀況、我國的革命斗爭史都曾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具體的分析。1925年底，蔡和森在分析我國的社會狀況時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在經濟上“仍停留在農業經濟裡面，而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舊的生產已經崩壞，”“土著的資本主義不能發展而變為帝國主義的市場或採取原料的場所﹔”在政治上，“政治獨立日漸喪失，而完全附屬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尚未成功，”“無產階級尚未十分壯大”。他由此而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有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任務。[25]又如在分析我國的階級狀況時，蔡和森在追溯了各階級對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歷次革命運動的態度后，明確地指出：買辦階級從來就是反動的﹔資產階級隻能參加革命，不能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也隻能參加革命，不能領導革命﹔農民是很大的革命力量，但需要正確的引導﹔無產階級是各種革命力量的組織者和領導者。[26]再如在考察近代中國的歷次革命運動時，蔡和森著重闡明了五四運動的重要歷史地位。他說：“自有此運動以來，中國革命的政治爭斗遂開新紀元”，在此之前，中國民主革命為“舊階段中之一般革命運動”，在此之后，中國民主革命即為“新階段的革命運動。”他贊頌五四運動使中國工人階級已走到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爭斗的路上來了，在中國工人階級發展史上及對於黨的產生是有很重大的意義。[27]
蔡和森還堅持兩分法，不因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犯了最為嚴重的錯誤甚至墮落成黨的敵人而否認黨的歷史功績。蔡和森指出，陳獨秀曾把持和壟斷了黨中央的最高權力，致使黨犯了種種“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但是，正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工人才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中國工人階級才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他認為，自從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以后，革命形勢立即有迅猛的發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發展。“中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做了中國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領導者，同時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線。民國13年以來，中國革命之旗幟，名義上是國民黨孫中山，而實際上是工人階級和共產黨”。[28]他還認為，寬恕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后所發生的機會主義錯誤固屬不對，同時因為武漢的叛逆和決裂而認為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根本錯誤則更屬不對。
蔡和森的黨史著作充分體現和運用了史料征集方法。他的《黨的機會主義史》，既是一本早期的黨史著作，也為我們今天進行黨史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有些資料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在這部黨史著作中，最珍貴的史料是六至十節，即從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到黨的八七會議，大約三個多月時間的史料記載。雖然時間短，但篇幅很長。從內容上看，這段時間也正是黨的機會主義惡性發展，給革命造成最嚴重危害的時期。此時，蔡和森剛剛從莫斯科回國，暫代周恩來為中央秘書長，常駐中央機關，這就使他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機密材料。他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材料是中央在這一段時間所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以及中央對一系列事件的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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