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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對於黨的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進行了正確的評價，最早提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蔡和森的一生是短暫的，享年僅36歲，他最早提倡和研究中共黨史，直至1931年犧牲前夕，從未放棄和間斷過。他對從1921年黨創立到1930年這段歷史過程中所發生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進行了正確的評價，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最早形成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蔡和森對黨從1921年到1930年的歷史，基本評價是正確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內曾出現不少爭論的問題。如何看待黨的發展史，如何看待黨的成績與錯誤，就是爭論的根本問題之一。蔡和森根據黨史發展的實際情況，列舉大量事實，有力駁斥了“中國共產黨從產生那日便是機會主義的”全盤否定黨的歷史的錯誤言論，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巨大歷史功績。針對黨內一部分人關於“最初的黨隻知做勞動運動而不知做政治運動”，存在著“工團主義”的傾向，以及系統的機會主義在三大就已經形成等不切實地夸大黨的錯誤的觀點，[12]蔡和森同志對黨領導的初期勞動運動、黨的三大進行了具體地分析，客觀地估計了黨內的主要錯誤傾向。他指出：“在黨的初期勞動運動中始終未形成一種所謂工團主義”，1932年京漢鐵路大罷工是“中國工人第一次嚴重的政治爭斗”。他還分析了1921年黨創建后，力量比較弱小，工人階級剛剛展開革命斗爭，需要從組織上思想上得到發展與提高的歷史特點，認為當時“注重工人經濟爭斗，借此發展階級覺悟與組織，這完全是對的”。[13]蔡和森不贊成系統的機會主義在三大就已經形成的觀點，他對三大制定的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充分肯定的，大革命失敗后，他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他否認在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一派“主張加入國民黨”，一派“反對加入國民黨”，由此產生了機會主義的說法，認為“事實不完全如是”，“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從西湖會議以后，經過堅決地反對李漢俊、陳公博、施存統等的不加入國民黨的觀念，到三次大會時，“已經不成爭論的問題﹔所爭論的是關於中國共產黨政治面目和勞動運動的獨立性，”即如何加入的問題。根據這一事實，蔡和森進一步提出，三大在討論如何加入國民黨時，雖然出現了“左”的和右的傾向，“兩種傾向都是錯誤都是很幼稚的”，但“這也還說不上是固定的，系統的，繼續一貫的機會主義”﹔而三大以后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也說明黨在三大時的政策和以后的政策，“的確是正確的，的確能夠動員群眾，的確能夠推動革命的發展。”[14]至於黨內的主要錯誤傾向，蔡和森認為，“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是在三·二○事變前后起來的”，到八七會議即得到根本的糾正﹔八七會議的暴動策略是正確的，但產生了盲動主義。[15]
蔡和森還對地方黨組織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進行了論述。他提到北伐初期的情況時說：“中央和上海的書記羅孫農同志對江蘇、浙江和安徽等省的自治運動的看法極為輕率，可是對浙江和江蘇兩省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卻很關心。總之，中央和上海的全體負責工作人員都支持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方針。因此，在上海黨的決定和決議裡明顯地看出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如‘上海工人無論如何不要跑到資產階級的前面，要幫助它奪取政權，工人隻能想資產階級成立的民主政府要求保留罷工自由’。”[16]
蔡和森還客觀地評說了當時中央領導層的精神狀態，具體地列舉了領導人所犯錯誤的表現。他說：“通過此案（指為反對馬日事變實行武漢工人總罷工的決議）的消息傳出去之后，真是聞所未聞的駭人聽聞！老鮑（羅廷）聞之，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與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討伐朱培德’的口號呵！譚平山聞之，臭罵魯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於是群相告語，若大禍之將至”，“為什麼這樣驚慌，這樣駭怪呢？因為退讓已成習慣，對於國民黨和新軍閥已養成一種馴服的心理，現在忽然有違反此心理與習慣的決定，所以莫不大驚小怪起來。這是証明機會主義入人之深，已使一些上層同志沒有階級的仇恨情緒與感覺﹔天天坐視許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馮玉祥在河南屠殺、放逐，那處也無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層負指員責任的同志的階級感覺與仇恨都麻木了。”[17]蔡和森生動而具體的描述，通過每個人在黨的會議上的真實表現，說明當時右傾錯誤已“入人之深”，影響和主宰了黨的整個領導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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