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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通過闡述黨的產生、發展過程和路線、方針等內容，全面正確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為開創中共黨史學奠定了最初的科學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創立到1930經歷了一系列英勇的斗爭。蔡和森先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研究的理論自覺地對黨的歷史作了比較系統的探討。綜觀蔡和森有關中共黨史的著作、報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記載了從黨產生直到1930年近十年歷史的許多重要內容。其中對一大至四大期間及大革命后期的記載是頗為充分、系統的，對於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及重要會議、工人運動的組織、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黨內政治生活、大革命后期中央領導機關的活動情形等，作了深入、細致的論述。
他認為，“對於黨的產生的歷史背景統統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觀念，深刻的了解的。”而不能“把一個政黨的產生當作腦筋中幻想出來的或者是幾個學者塑造出來的。一個政黨的產生，必有其階級的、政治、經濟的背景”。[5]蔡和森從我國的經濟狀況、階級狀況、政治狀況等方面，具體考察了中國的國情，大膽地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有五個歷史條件：一是中國產業的發展﹔二是自然地罷工運動﹔三是五四運動與上海罷工﹔四是十月革命的影響與先進分子的組成﹔五是黨的形成與初步工作。為了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他指出，“黨何以不在1914年歐戰中產生呢？而在戰后產生呢？原因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中國土著產生方面有了相當的發展，”工廠總數目已由戰前500余個發展到戰后的1400余個，工人人數也由戰前的近100萬發展到200余萬。 “工人階級已形成工人階級初步的組織”，“已由不覺悟到有覺悟，由不行動到了有行動，特別是經過參加五四運動，工人階級已走到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爭斗的路上來了，”這就“必須有政黨的領導。”而這個政黨必須是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和領導工人運動的先鋒隊。這一切都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從政治上准備了條件，而更重要的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影響下逐步打破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實驗主義等思想的幻想，打破對以前的政黨，如進步黨、研究系、國民黨的幻想，逐步懂得了“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問題是解決不了”，從而“傾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俄國”，“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漸漸辦報紙，組織小團體，實行和工人階級接觸而作工人運動”，開始從事建黨活動的過程。由此，蔡和森極其精辟地作出結論：“中國共產黨就是十月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一個產物”。[6]就是“世界革命運動與中國革命的初期勞動運動的產物”。[7]
蔡和森在系統地闡述黨產生和發展的同時，對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演變也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總結。他說：“一大時隻有宣傳與黨綱的規定”，雖然“討論過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提出過贊成與反對的意見，但“沒有從政治上去了解和分析，所以第一次大會對此問題沒有決議”。他認為，到二大時“黨即發表對時局的主張”，“開始分析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提出“繼續辛亥革命，聯合各階級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從而把黨的政治主張“第一次貢獻於全國人民之前。”在這裡，蔡和森著重說明了二大隊黨的民主革命路線產生的重要作用。但他又提出：“怎樣實行這一路線”，“第二次大會還沒有決定”。因此，他對三大確定的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它進一步豐富了黨的民主革命路線的內容，是“很正確的政策”。對於四大，蔡和森則認為它的“政策都非常正確”，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即“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不僅是獨立的，並且為民族革命的領導階級”，又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聯合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即在“思想上，組織上鞏固左派，擴大左派，攻打右派”，阻止“中派右傾”，並且使工人自己明白階級的獨立性。
蔡和森還對大革命后期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作了詳盡、深刻的分析。在他看來，黨內所以會產生機會主義，主要是黨的組織有問題，“違反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指導機關“沒有群眾化，且漸漸養成一種輕視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眾的習慣。”[8]陳獨秀本人也“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重視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而忽視農民，對於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了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妥協，無產階級屬於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對於革命性質和前途的觀念——看不見土地革命的份量，看不見工農民主獨裁而更沒有看見革命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所以這些就確確實實形成了中國少數派的總路線，”也就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最終導致了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9]但蔡和森並沒有因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黨的錯誤而否認黨的歷史功績。他公正的評價中國共產黨雖然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然而我黨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功績，是非常偉大而不可磨滅的。”[10]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人才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中國共產黨的年齡不足八歲，而其領導工人由組織工會、參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過程，超過西歐兩世紀以上的歷史。”[11]正是蔡和森從實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與策略、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以及分析批判陳獨秀右傾主義路線等方面，以其嚴謹而科學的治學態度，闡明了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方針、政策的逐步形成、演變過程，為研究黨的這一時期的思想理論與實際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同時也為中共黨史學的創立和進行黨史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確立了黨史研究的正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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