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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首次對黨的產生階段作了劃分。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分為兩個階段，從黨成立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宣傳時期，也是第一階段﹔四大以后，黨才逐步形成階級與群眾的黨，這是第二階段。今天看來，這種劃法雖然不夠科學，把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僅看作是一個宣傳機關，而說不上是政黨。但是，蔡和森首次對黨的產生階段進行劃分，不能不說是黨史研究的一種大膽嘗試。
蔡和森運用宏觀與微觀結合的方法，分析和敘述了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宏觀上來看，他認為，無條件的同意武漢方面的第二期北伐，是西北學說的第一步﹔黨的五大通過鮑羅廷向帝國主義讓步，限制與壓迫工農運動的決議案是西北學說的第二步，向汪精衛代表的小資產階級讓步，滿足小資產階級上層即所謂工商業者、農村的小地主的經濟要求是西北學說的第三步。黨的五大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二次會議，使西北學說的三大証詞——回避土地革命的北伐，向帝國主義和小資產階級讓步——遂在實際上大功告成，而此兩路總退讓的大政方針，完全支配了一直到武漢失敗的兩個半月中最高指導機關的政治生活。從微觀上，他以生動的描述具體地說明當時中央政治局內部猶豫、動搖、計無所出的情形。比如“和森深感帝國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兩讓政策沒有出路，又見全國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漢。有一夜與獨秀，立三縱談這種感想，因主張提高反帝運動，甚至不惜掀起武裝干涉，在抵抗武裝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當時獨秀、立三皆以此主張為然，翌日在常委即決定發一提高反帝運動的通告，並特別寄一信與上海，內中參加些獨秀和立三的意見。”“此通告及信發生之后，和森自己感覺不正確，因為翌日及第三日連續召集第二次擴大的常委會，請政治局全體來參加此問題之討論及決定，但二次都隻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此問題是，魯易指明提高反常運動是對的，但其說明在理論上完全錯誤，並且指明不惜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之冒險政策亦是錯誤的。當時和森提議國燾另起一通告說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錯誤，這是當時混亂的表演之一例。”[29]蔡和森通過宏觀的分析和微觀的描述，充分說明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后期，中央政治局政治上處於混亂狀態這樣使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西北學說“人入之深”，黨內產生了新的機會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活動不敢進行有力的揭露和斗爭，放棄了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同時，對統一戰線中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危險缺乏應有的認識和警惕，當蔣介石、汪精衛先后發動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時，毫無精神准備，結果人民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令人痛心地喪失掉了。
綜上所述，蔡和森作為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者，他的貢獻是十分杰出的。全面地學習蔡和森在中共黨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正確闡述蔡和森在中共黨史研究發展史上的偉大貢獻，無疑是黨史學界一件必要的、有意義的工作。黨史在黨的幼年時代，黨史亦是萌生期，當時，除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外，還沒有出現專門研究中共黨史的理論，蔡和森的黨史著作是開創之作，難免帶有歷史的局限性，留下一些失之偏頗或不正確的言論。但這一切都不能否認，也不能貶低蔡和森對中共黨史研究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就其史論和史料價值都是罕見其匹的，就其思想和理論至今仍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不僅在當時起到了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的歷史作用，而且對今天和今后研究中共黨史都將具有指導和借鑒性的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2][3][4][5][6][7][8][9][12][13][14][15][19][23][24][25][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107-108，79，146-147，1-2，9，72，136，811，137，73，137，138，102，2，10，17，10，12-17頁。
[10][11][20]《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815，804頁。
[16][17][18][21][22][27][28][29]《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6，37，37，34，37，31，38，40頁。
（作者單位：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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