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移動布局 盤點中共中央早期駐地變遷

1922年4月6日，維連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拉狄克的信中提議：“前幾天，達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主席團成員）來到我這裡，討論因北方出現的局面而形成的新形勢。我們決定把基地遷到南方廣州，那裡可以以半合法的形式開展工作。”5月20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利金也在給執委會的報告中詳細匯報：“遠東書記處認為上海是該處在當地全部工作的集合點。這裡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聯系。”但是，“中國目前的形勢把對我們小組工作的組織改革問題提到了首位。這次改革可歸結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廣州。這樣做有許多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1.現在在南方有廣泛的合法條件﹔2.在廣州有最先進的工人運動﹔3.最后，廣州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接著，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廣州黨組織還很薄弱，“正因為如此，需要從北方派一些能力強的同志到廣州工作。在共產主義小組中央局遷到廣州和整個工作重心集中在廣州的情況下，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時，“南方是國民黨的活動舞台，如果我們共產主義小組中央局遷到廣州，這種情況就有助於把國民革命運動的各種聯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較容易把勞動群眾從國民黨的影響下吸引過來，使之接受共產主義小組的影響”。

作為國共合作的幕后推手，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返回莫斯科后也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在上海，我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開始工作的。該城雖然是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之一，卻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鐵路工人組織外，隻有廣東省的工人建立了現代的工會組織。中國工人組織的舊形式，行會和秘密結社，如上海的紅幫、青幫，倒不如說是開展正常的工人運動的障礙。”總之，“關於中國的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因此，“我還向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建議把駐地移往廣州，在那裡至少可以公開工作”。他還建議共產國際“以辦事處的形式，在廣州建立一個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機構”，因為“在遠東，廣州是唯一勿需打擾當局就可以建立常設代表處的城市。它對於通過香港同3個國家（中國、朝鮮、日本——引者注）聯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國海員散發那裡出版的書籍、文獻也不困難”。

在聽取馬林的報告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給中共中央發出指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短箋后，應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浦同志（指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這似乎表明，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廣州已是一件板上釘釘、不可逆轉的事了。

但正在此時，中國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府。8月，孫中山不得不離開廣州赴上海。面對這一突發事件，維經斯基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孫逸仙和陳炯明之間的斗爭使南方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因此，我們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轉移，應該推遲到南方各種力量的對比更加明朗的時候。”

到1922年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動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租界當局查封，總部遷到北京。而北方各地的工人運動則在當時控制北京政府的吳佩孚高唱“保護勞工”的高調下有所發展。10月，開灤五礦工人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舉行罷工，聲勢一度十分浩大。南北局勢的這種易位使馬林意識到：“黨的所在地必須遷往北京。上海局勢不穩。”11月7日，蘇俄政府駐華全權代表越飛也告訴馬林：中共中央委員會要盡快遷到北京來，以利於領導罷工，“此事至關重要，否則將會有很大損失”。於是，中共中央在11月底將駐地遷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