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移動布局 盤點中共中央早期駐地變遷

1924年至1927年數次搬遷

自從1923年7月遷回上海后，中共中央在一段時期內暫時穩定下來，並成功地在上海領導了1925年的五卅運動，但黨內對中央駐地的問題仍存在著不同認識。1926年2月10日，蔡和森在《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內生活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提到：“中央還有一個中央所在地的問題。現在中央在上海，因為上海是一個巨大的無產階級中心。可上海不是政治中心，北京和廣州才是政治中心。因此，中央不能很好地領導同中國的政治局勢有關的工作。這就使一些同志紛紛提出建議，要求把中央遷移到廣州。最后作出決定，中央仍應留在上海。但這很不方便，因為中央不可能及時迅速地收到詳細的政治情報……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地討論，否則中央就不能起到領導的作用。”恰在此時，一個突發事件把中共中央駐地問題凸顯出來。1925年底，陳獨秀突然生病住院，與中央失去聯系，形勢十分危急。為了保証中央機關的安全，同時商議陳獨秀失蹤后的對策，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指出：“仲甫同志因病勢沉重已經月余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同時，上海地面反動勢力日愈嚴重，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右派、醒獅派、工賊，各種反動勢力互相聯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中央局處在這困難情形之下，應趕急設法對付。”但會議剛剛召開，陳獨秀便由滬來電，表示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這場危機總算是有驚無險。

不過，這次特別會議還是就中央駐地問題展開了討論。會議認為：“中央應在何地須視什麼是目前黨最主要的責任﹔何處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須在何地才能執行黨目前這一重要的職任。”並指出：“中央已不適宜在上海，因為：A.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不能有完備的技術機關以指揮日愈發展的群眾大黨”，“現時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隻有北京和廣州。惟廣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據地，在顧及全國各方面的工作上，較不方便。如果國民軍能守住北方現有的局面，中央決在北京﹔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決移廣州”。會議同時表示：“此項意見須征獨秀最后意見方始確定。”

從后來的情況來看，這一決定遭到陳獨秀的堅決反對。1926年3月初，聯共（布）中央書記布勃諾夫率團訪華途經上海時，曾專門詢問陳獨秀為何堅持把中共中央駐地設在上海。當時，陳獨秀說出了兩點理由：第一，上海集中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多數﹔第二，上海有著很好的通訊聯絡設備。所以，他不同意遷往廣州。實際上，他之所以堅守上海，或許還與其1923年在廣州與國民黨合作的那段不愉快經歷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