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移動布局 盤點中共中央早期駐地變遷

1923年三易其址

1923年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吳佩孚撕下“保護勞工”的面具，於2月7日對京漢全路罷工工人進行武力鎮壓，制造了“二七”慘案。與此同時，他還下令通緝在北京的陳獨秀、馬林等人，北方的革命形勢迅速惡化。2月15日，馬林與中共中央領導人討論二七罷工問題，認為北京政府壓迫加劇，中央局應遷往上海。這一動議隨即被付諸實施，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局遷回上海。

恰在此時，南方的形勢卻峰回路轉。1923年初，陳炯明勢力被逐出廣州，孫中山由滬返粵，重振旗鼓，廣東的形勢逐步好轉，革命力量可以公開活動。這又促使一向主張國共合作的馬林產生將中共中央駐地移到廣州的想法，並提議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多年后，他解釋說：“在北方……國民黨在那些地區沒有多大影響。在吳佩孚所統治的整個長江流域國民黨是非法的。在上海，隻有幾個領導人，不成其為一個黨。隻有在廣州它才真正存在。”因此，“隻有廣州是我們共產黨人能開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對馬林的這項建議，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局局長的維經斯基並不贊成。3月8日，他寫信給東方部主任薩法羅夫說：中國工人運動在“二七”慘案后並沒有消沉，目前“正在醞釀一場可能遍及華中和華北的新的大罷工”，因此將中共中央遷往廣州，“現在恰恰是不妥當的”。他還說：“我不能想象，中央將如何從廣州領導運動，廣州與上海、漢口和北京沒有鐵路交通，而通過海路到上海大約需要走5天時間。建立書面聯系也是相當困難的。但這不僅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脫離華中和華北的工人運動。依我看，離國民黨的中心很近也同樣會對中央產生有害的影響﹔在廣州可能造成我們黨對孫逸仙黨的過多依賴性，而最令人擔心的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的中央將深深陷入軍閥的派系斗爭之中，而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國民黨政府由於它給我黨的‘好處’，讓我們在它的地盤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們黨給予無條件的支持。然而，不應忘記，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有了可以丟掉一些東西的條件了，他的聲望在工人群眾的眼裡是完全清白的。當然，應當利用在南方合法工作的機會，但不應把整個中央委員會搬到那裡，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那裡去。為了使黨能夠利用真正的批評自由，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決議（誠然是非常妥協的），中央委員會不應在廣州孫逸仙的鼻子底下，至少應在上海的某個地方。”這說明維經斯基對馬林主張全力與國民黨合作是有不同意見的，而傾向於保持一定距離和獨立自主，所以反對將中共中央駐地遷往廣州。

3月9日，維經斯基又在答復馬林的信中指出：“接奉來函、來電，獲悉最新消息。看來尊意在把中國共產黨全部積極分子遷至南方。當然，你處於更合適的地位，知道在罷工之后最宜做什麼事。但是就我所知，現在十分需要有一些積極性很高的同志留在漢口、上海和北京。據中國報端揭載的內容，顯然目前仍籠罩著罷工的氣氛，最近的將來華中和華北也許會成為發生新罷工的區域，很難設想你將如何從廣州給予指導和安排聯絡。”這封信雖未明確駁回馬林的建議，但其中流露出來的不同意見是十分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