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移動布局 盤點中共中央早期駐地變遷

陳獨秀的這種態度明顯引起蘇俄代表鮑羅廷的不滿。張國燾后來曾說：“鮑羅廷主張中共中央遷來廣州。他素來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眾運動的，因而他認為中共中央應集中力量，注重廣東的工作。再則他似覺得中共廣東區委會並不是可以與之討論政策的對手，一切機密的政治問題，他隻願與中共中央的少數人商談。根據這些觀點，他曾向我談論廣東的重要性及其可以樂觀的前途，用意即在証明中共中央搬到廣州以后，即使放鬆了其在各省的領導，也是不足為慮的。”但張國燾明確告訴鮑羅廷：“中共中央是不會搬來廣州的，因為我們認為廣東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廣東的發展而論，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這正是中共所應努力爭取的。再則中共中央不願與國民黨中央設立在同一地點，以避免增加領導上的摩擦。”

而鮑羅廷對此事也一直耿耿於懷，甚至到1927年10月他回到蘇聯后還舊事重提，將之視為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他說：“這些年來中共中央一直設在上海的法租界。在這個租界裡，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生活。我多次建議把中央遷往廣州，但都沒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員陳獨秀等人的響應。因此，運動向全國發展的主要根據地——廣州沒有得到來自中共中央方面的應有指導。”

鑒於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於1927年初通過《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指出：“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因此，實際上是由廣州地區黨委（盡管廣州地區黨委和黨中央的政治分歧很大）來領導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中央應直接領導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因此，黨中央要設在國民黨中央的所在地，這在組織上才是正確的。如果由於某些特殊原因辦不到，黨中央應派出十分權威的專門代表團來領導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的工作。因此，應重新考慮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應設在關鍵性的戰區，而廣州政府的南方戰線現在就是這樣的戰區。”字裡行間雖不乏回旋余地，但共產國際傾向於將中共中央遷至廣州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其目的即在加強與國民黨的合作。

然而正在此時，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推進，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於1926年底宣布北遷武漢，武漢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為了適應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需要，便於就近領導兩湖工農運動，中共中央機關各部門陸續搬遷至武漢，並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但時隔不久形勢又急轉直下，發生了汪精衛七一五分共，由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等人組成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開始醞釀從武漢撤離。八七會議后，鑒於武漢地區形勢險峻，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於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陸續遷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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