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移動布局 盤點中共中央早期駐地變遷

然而，維經斯基的這些意見或許並未及時傳達給中共中央。他們採納了馬林的建議，於4月底將中共中央機關遷到廣州。5月22日，一個留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報告：“工作重心移到了廣州，這裡幾乎一個中國工作人員也沒有留下。”6月，陳獨秀在中共三大的報告中也回顧：二大后，“當上海的迫害更厲害時，北京的政治局勢還可以使我們在那裡進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員會遷到北京，我們開始改善機構。但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著手執行我們的計劃，在京漢大罷工以后，猖獗的反動派就迫使我們離開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機構的計劃未能實現，因為上海的迫害非常厲害，又加上我們要准備召開黨代表會議，所以我們把中央委員會遷到廣州”。他還表示：“我們不得不經常改換中央所在地，這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嚴重損失”。

按照馬林的設想，中共中央遷到廣州后應該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但好景不長，國共合作很快出現波折。鑒於國民黨沉迷於軍事計劃和熱衷於在軍閥政客間周旋，5月9日，馬林在《向導》上以孫鐸的筆名發表文章說：“國民黨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軍事上和放在政客議員的秘密計劃上。”在7月1日《前鋒》創刊號上，他又發表《關於中國國民運動》一文繼續批評國民黨。7月11日，陳獨秀也在《向導》發文抨擊說：國民黨“應該起來統率國民做革命運動，便應該斷然拋棄以前徘徊軍閥之間，鼓吹什麼四派勢力的裁兵會議與和平統一政策”。他還嚴厲質問道：“若孫中山可以和曹錕攜手，那末，北伐伐誰？那末，豈不是孫中山和陳炯明、沈鴻英走到一條道路？那末孫中山可以聯曹，何以陳炯明、沈鴻英聯曹便罪該萬死？”在此期間，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和毛澤東等中共黨人還曾寫信勸說孫中山：“我們不能囿於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國的工作。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裡去召開國民會議。”

顯而易見，陳獨秀等人的這些言論極易引起孫中山的不滿。他當著馬林的面激動地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如果他的批評裡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目睹如此情形，馬林也不得不承認：孫中山並“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

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廣州舉行會議，針對孫中山單搞軍事計劃、忽視政治宣傳工作的狀況，認為中央局“在廣州做不了很多事情”，應當轉到北方“進行召開國民會議”宣傳工作等活動，並計劃在上海召開學生代表會議和勞動大會，因此決定中央局“將於近日啟程”遷往上海。15日，馬林也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最近幾天就把駐地遷往上海。中央委員會寧願在上海處於非法地位，也不願在廣州公開活動，因為上海的運動意義更加重要……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未來幾天內就啟程赴上海，他們想在北方通過新的地方組織去推動國民黨的現代化。”20日，他又寫信給越飛等人說：“一周之內，我黨中央委員會將全部離穗赴滬。陳獨秀也要走。我們認為，留在南方繼續爭取孫本人對進行政治宣傳的支持是白費力氣。”就這樣， 3個月后，中共中央又從廣州遷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