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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旅行”
伊藤博文的這次哈爾濱之行，是以“私人旅行”的名義來到中國的。
1909年10月初，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給日本駐中國公使伊梁阮發了一份電文：“伊藤曾有希滿洲旅行……這全然是個人旅行，別無使命。旅行期預定為三四個星期。”
但是參考伊藤當時的身份、“旅行”的時間和行程安排，卻讓人感覺這次“私人旅行”並非走馬觀花、游山玩水那麼簡單。與俄國財政部部長戈果甫佐夫的會見，才是伊藤博文此行最核心的內容。
既然打著“私人旅行”的幌子，可見這是一次“不足為外人道”的會見。但分析一下當時的國際關系，其會談內容不難推測。
大連大學韓國研究院院長劉秉虎說，伊藤博文來到中國的時間正是日俄關系的一個特殊時期。
1904年至1905年之間，日本和俄國為爭奪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爆發了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日本雖勝卻也無力獨吞整個中國東北。日俄以長春為界，南北劃分勢力范圍。而這時候，美國、德國等列強也開始覬覦起物產豐富的中國東北地區。美國提出了“滿洲鐵路中立化”的要求，試圖讓日俄交出南滿、北滿鐵路路權。而清政府也在有意無意地把日俄之外的列強引向東北，以便贏得一些與日俄周旋的資本。
中國東北日趨復雜的國際力量糾葛，讓既得利益者感到了緊張。正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和敵人，隻有永遠的利益”，四年前還打得不可開交的日本和俄國，這時候開始“化敵為友”，准備開始就東北地區勢力劃分密謀交易。
而日俄兩國，顯然都不想把這樣的密謀公諸天下。日本政壇元老、樞密院院長伊藤博文就成了最恰當的談判人選。所謂樞密院，是日本天皇的顧問部門，對政府決策有制衡作用，卻又沒有實際行政權力。伊藤博文自然最適合這樣事關重大卻又不便外露的“非正式會談”。
從日本出發前，伊藤博文剛剛第四次當上了日本樞密院院長。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從1885年開始，伊藤博文一直身居日本最高權力中樞，四任首相，四任樞密院院長。
也是在1885年，伊藤博文還是政府參議兼宮內卿時，他作為全權代表來到中國與清政府談判。此前一年，日本在朝鮮鼓動“甲申政變”，朝鮮大批親華官員被殺，但是朝鮮局勢最終被駐朝清軍控制。
這次談判達成的《中日天津條約》，核心內容是朝鮮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中日任何一國要派兵，應先行文知照，這其實賦予了日本在朝鮮享有與宗主國中國同樣的權利，成為日本九年后出兵朝鮮、發動甲午戰爭的條約依據。
當時與伊藤博文談判的李鴻章，已經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專程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在報告中，李鴻章預測：“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
不幸被李鴻章言中！十年之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一敗涂地，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再次坐在了談判桌前。這一次，他們簽訂的是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賠償兩億兩白銀給日本的《馬關條約》。
用這十年時間，日本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爭准備，同時將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一步步收入囊中。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被迫承認朝鮮獨立，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朝鮮的統治。1896年，朝鮮李氏王朝改國號為韓。
可以說，是伊藤博文一手導演了中國、日本和朝鮮三國關系的顛覆逆轉。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伊藤博文堪稱日本政壇第一人，身份在日本首相和樞密院院長之間輪換。期間隻有三年，伊藤博文不在這兩個職務任上——1906年至1909年，伊藤博文在淪為日本屬國的韓國擔任第一任統監。
統監，相當於西方列強設在殖民地的總督。國家權力全在伊藤博文之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太上皇”。也正是這個身份，讓伊藤博文成了韓國愛國者最為仇視的日本人，最終為其招來殺身之禍。
1909年7月，伊藤博文從韓國統監任上被召回日本，第四次當上了樞密院院長，准備與俄國秘密接觸。當年10月14日，伊藤博文從日本的大磯啟程，開始前往哈爾濱的“私人旅行”。
在離開大磯的火車上，伊藤博文寫了一首詩：“秋晚辭家上遠程，車窗談盡聽虫聲。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末一句道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似乎是去憑吊死於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日本“忠魂”。然而回頭再看這首伊藤博文最后的詩，起首一句更像是讖語。他踏上的“遠程”，遠遠不止到達哈爾濱，那是一條有去無回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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