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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巴講演、聾子旁聽”
26日晚間，俄國憲兵官員和安重根同乘一輛馬車，把他“引渡”到了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
這個“轉手”過程所援引的法理依據是日韓《乙巳條約》“韓國國民犯法交由日本法庭審判”的條款。韓國在日本統治下的喪權辱國，由這一條款可見一斑。但是，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案件發生在俄國治下的哈爾濱火車站，又是在中國的領土上，對這一事件的審判權究竟屬於日本、俄國還是中國，直到今天仍是國際法領域爭論不止的一個焦點。
不過，當時的清政府和俄國，都忙不迭地把自己從這次驚世刺殺中撇得一干二淨。俄國著急忙慌地把安重根和其他涉案人員交給了日本，清政府的反應處置更是謹慎小心。
伊藤博文到達哈爾濱時，時任清政府吉林交涉使的施肇基和俄國財政大臣戈果甫佐夫一同在站台上迎候，清軍也派出儀仗隊在站台上列隊歡迎。突然發生的刺殺，讓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施肇基是留美碩士，曾游歷歐洲多國。這位民國后曾任駐英、駐美等國公使，參加過巴黎和會的外交家，在刺殺事件發生后，他第一個反應就是暫時切斷輿論外傳的渠道，派人到當地電報局，“傳令今日電報隻許收存，不許發放。”
同時，施肇基電告外務部：“在此案調查清楚全案報部之前，請勿發表任何文件。若有人問及此事，政府千萬不可有保護不周之道歉語句，貽日人以口實。”在安重根招供后，他“查此口供非常確實”后，馬上用他嫻熟的英文寫了一篇通訊，並電傳外務部對外發表。這之后，施肇基“始解電報局扣電之禁令，其所積壓之各國通訊電稿，乃紛紛發出。”
施肇基擔心的“外交危機”並沒有出現。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雖然舉世震驚，但整個案件清楚明了，日本也沒有理由向中國或俄國發難。
10月30日，日本政府派出檢察官溝淵孝雄，對安重根進行了訊問。安重根旋即列舉了伊藤博文強奪韓國政權、解散韓國軍隊等十五條罪狀。身為日本人的溝淵孝雄聽罷，竟然對安重根的慷慨壯烈之舉深表同情，甚至贊其為“東洋義士”。他認為安重根“想必不會處以死刑”。
劉秉虎告訴記者，溝淵孝雄的回應可能與日本推崇慷慨赴死的精神，因而對安重根產生同情有關，但更多和當時的歷史現實相關。明治維新過后，日本國內也發生過多起刺殺政府官員的事件，這些都被定性為政治事件，作為“政治犯”的刺客們無一被處以極刑。
1909年11月3日，安重根等人被轉移到日本佔領下的“關東州”旅順監獄署中。
當年的監獄署就是現在的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博物館副館長王珍仁告訴記者，從當時監獄的史料和親歷者的回憶來看，安重根在關押過程中並未受到肉體上的虐待，他被關押在單人牢房中，甚至還可以獲得“上等大米飯”和“四床棉被褥”、“每天一瓶牛奶”的優待。
但是12月的某一天，安重根突然發現，再次見到的溝淵監察官“言談表情與往日截然不同”，“時而施加壓力、時而胡說八道、時而侮辱謾罵”，他默默想到“這一定是從別的什麼地方刮來一陣強勁的風”。
王珍仁告訴記者，這股“強勁的風”指的應該是來自日本政府的壓力。現在解密的材料中，有一份當年12月2日來自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的電報，這份電報的收信人是當時“關東都督府”的地方法院，小村密令法院，一定要對安重根處以極刑。
1910年2月7日，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刑事法庭公開審判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一案。為安重根等人辯護的是日本法庭指派的兩位日本律師：水野吉太郎和鐮田正治。
其實，在公審前，一位英國律師和一位俄國律師到獄中和安重根會了面，他們是受旅居海參崴的韓國人委派的辯護律師，並已經獲得法院的許可。但是開庭的六七天前，溝淵告訴安重根，“英國、俄國、韓國的律師，一律不准出庭辯護，隻聘用這裡的官選律師。”
安重根當時就已經知道，在這個“審判官、檢察官、律師、翻譯官、旁聽者”都是日本人的法庭上，他的任何回應都將如“啞巴講演、聾子旁聽”。
1910年2月14日，關東都督府地方法院判決安重根死刑﹔判禹德淳3年徒刑，曹道先、劉東夏各1年6個月徒刑。雖然給了5日的上訴權，但安重根隻說了對死刑判決不服的理由，並沒有上訴，他說：“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訴。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個善良而弱小的韓國的國民！”
安重根對法庭隻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把刑期推遲一個多月”，以完成他的寫作計劃。在這段時間裡，他寫就了自傳《安應七歷史》，而他試圖描繪自己思想的《東洋和平論》剛剛完成了序和前鑒的部分，卻再沒有時間續寫下去。
3月26日，安重根被押赴旅順監獄的絞刑室中執行死刑，年僅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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