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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產階級的專政和以前任何剝削階級的專政，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剝削階級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為著創造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專政。這樣的專政，擔負著歷史上最偉大、最困難的任務，面對著歷史上情況最復雜和道路最曲折的斗爭，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寧所說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錯誤。如果有些共產黨人發生驕傲自滿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麼，他們甚至也會重犯過去自己犯過的或者別人犯過的錯誤。這一點，我們共產黨人是必須充分地估計到的。
五
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級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盡量減少錯誤，盡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而要達到這種目的，就要求每個領導者都十分謹慎和謙遜，密切地聯系群眾，遇事和群眾商量，反復地調查研究實際的情況，經常進行適合情況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個時期的工作中之所以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就是因為他沒有這樣做。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裡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對於某些重大問題作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后果。
六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領導人物在歷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黨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歷史斗爭的前列而領導人民群眾的先進人物。否認個人的作用，否認先進人物和領導人物的作用，這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於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面的洞察力。隻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杰出的人物，對於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某些問題上沒有能夠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引出教訓，而使這些錯誤不致變為全國范圍的和長時期的嚴重錯誤。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
七
有些人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中消除掉，這個意見顯然是不正確的。隻要還存在著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著先進和落后的矛盾，還存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就還將存在，還將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人們是在社會中生活著的，也就會在各種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個社會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是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個時候，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還將有好人和壞人，還將有思想比較正確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確的人。因此，人們之間也還將有斗爭，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罷了。
八
當革命勝利之后，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於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因此，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証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九
鑒於這種教條主義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這裡所指的進步勢力，就是共產黨所領導和可能影響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力量。這裡所指的中間勢力，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這裡所指的頑固勢力，就是那些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以蔣介石為首的買辦封建勢力。實踐的經驗証明，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方針是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情況的，是正確的。
十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幾次犯嚴重錯誤的經驗。在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時期，我們黨內出現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在1927年到1936年的革命時期，我們黨內出現了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其中特別嚴重的是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前者是在1930年發生的，后者是在1931年至1934年發生的，而以王明路線對於革命的損害最為嚴重。在這個時期內，在一個重要的革命根據地裡還發生了同黨的中央相對抗的反黨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這條錯誤路線嚴重地損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兩個時期內所犯的錯誤，除了張國燾路線是屬於一個重要革命根據地的錯誤以外，都是全國性的錯誤。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內又出現了以王明同志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我們黨吸取了以前兩個革命時期的教訓，沒有讓這條錯誤路線發展下去，這條錯誤路線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被我們黨的中央所糾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1953年，我們黨內又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這個反黨聯盟代表國內外的反動勢力，而以危害革命事業為目的。如果不是黨中央發覺得早，及時地擊破了這個反黨聯盟的話，黨和革命事業的損失將會是不堪設想的。
由此可見，我們黨的歷史經驗，也是在自己同各種錯誤路線作斗爭的過程中使自己獲得了鍛煉，因此取得了偉大的革命勝利和建設勝利的。至於局部的和個別的錯誤，則在工作中時常發生，僅僅是依賴黨的集體智慧和人民群眾的智慧，及時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們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沒有成為全國性的和長期性的錯誤，沒有成為危害人民的大錯誤。
十一
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隻有100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隻有30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於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列寧說：“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志，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蘇聯共產黨遵循列寧的遺教，現在正在認真地對待斯大林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某些性質嚴重的錯誤及其所遺留的后果。由於其后果的嚴重性，所以蘇聯共產黨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又尖銳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錯誤的實質，號召全黨以此為戒，堅決地消除這種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深信，經過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這一次尖銳的批判之后，過去被某些錯誤政策所嚴重地壓抑了的一切積極因素，必將普遍地活躍起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將比較過去更好地團結一致，為了建設一個人類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和爭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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