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決裂前后》，張樹德 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揭開了斯大林30年統治的“鐵幕”，全面否定斯大林。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並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縱觀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交往的歷史，毫無疑問1956年蘇共“二十大”前后是他們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克裡姆林宮大廳召開，共進行了11天。
2月14日，大會在克裡姆林宮大廳隆重開幕。上午10時，赫魯曉夫宣布開會，並作了《蘇共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他回顧了蘇聯從1953年以來經濟、政治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出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56∼1960）的建議。
然而，與會的代表們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特點，那就是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中，對斯大林隻字未提，而且在討論報告的發言中，往昔那種爭相頌揚斯大林的情景也沒有了。
當會議進行到第三天的時候，政治局核心人物之一的米高揚在發言時第一個點名批評了斯大林。他批評了斯大林在對外政策上所犯的錯誤，批評了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特別提到了30年代末期甚至在國內戰爭時期被錯誤地打成“人民的敵人”的同志。米高揚的發言，猶如油鍋裡撒了一把鹽，會場頓時騷動起來。米高揚的發言實際上是放了一個試探性氣球，而與會代表雖然感到驚奇，卻沒有人對米高揚提出指責，這是蘇聯政治氣候發生巨大變化的前兆。
隨著“二十大”的進行，赫魯曉夫更加堅定了譴責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決心。但赫魯曉夫也越來越焦躁不安，因為大會很快就要結束，而他精心策劃的報告還沒有提交主席團審批呢!
於是，在一次大會休息時間，趁主席團委員們在休息室裡邊喝飲料邊討論會務事宜，赫魯曉夫鼓足了勇氣，把問題徹底揭開：
“同志們，波斯別洛夫同志的調查結果已經出來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怎麼辦呢？大會很快就要結束，而我們對於斯大林濫用職權所犯的罪行卻隻字不提，我們難道就這麼結束了嗎？我們已經掌握了充足的証據，可以証明所有在肅反和大清洗中受難的同志都是無辜的，他們是為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的理想而蒙受不白之冤的。我們再也不能把他們繼續關在監獄裡和流放地。我們必須想辦法盡快把他們解救出來!”
赫魯曉夫的話在主席團委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老布爾什維克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持疑異，認為這樣做的結果不堪設想。
伏羅希洛夫大聲地叫道：“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能這麼講話呢？你認為你在中央全會上講這番話，能有好日子過嗎？你所說的又對黨和國家的聲譽有什麼好處呢？在這種場合講這種事情，是根本不可能保住秘密的。傳出去以后，人們就會知道斯大林都干了些什麼，人們還會指著我們的鼻子質問我們，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我們又都是干什麼吃的!”
卡岡諾維奇也對赫魯曉夫進行了類似的指責。
針對這些指責，赫魯曉夫進行了冷靜的分析和強有力的反駁，然后十分誠懇地要求主席團委員支持他，把事實真相告訴人民。
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異口同聲地表示：“我們是在自找麻煩!對於斯大林所干的一切，全黨都會認為我們都是幫凶。即使我們根本不知道斯大林的秘密活動，那麼‘不知道’也是不能原諒的。我們必然要付出代價。”
赫魯曉夫說：“你們都知道我們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所以我們作為黨的高級干部，沒有理由不知道下面都發生了什麼亂子，我們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許多事情都不知道，那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制度有問題。在專制的制度下，一個人隻能服從命令，而沒有民主可言。所以過去，我們太專制了!太無知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知情。有些人完全知道真相，甚至還親手干過。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責任大小各不相同，但是我個人，作為‘十七大’以來的中央委員，是甘願在全黨面前承擔嚴重的責任的。”
這時候莫洛托夫發言了：“你想到這麼做的嚴重后果了嗎？”
伏羅希洛夫接著喊道：“誰要求我們這麼做了？誰又要求我們必須在大會上公開講這些事情？”
赫魯曉夫回答說：“沒有人要求。但是，罪行終究犯下了，是不是？我們自己至少應該承認那是犯罪吧？既然是犯罪，人民不可能永遠不知道。我們可以暫時裝聾作啞，但是等人民知道而且問起我們來，那他們就已經是在審判我們了。我可不願那麼做，我寧願好漢做事好漢當!”
赫魯曉夫知道，如果主席團不能達成一致，就不可能把這個問題提到黨的代表大會上去。這時，赫魯曉夫破天荒提出了一個主意：在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已經作過的情況下，規定主席團的每個委員都僅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即使所談的看法同總結報告不盡一致的個人意見也可以講出來。這就是說，赫魯曉夫在迫不得已時要作個人發言，以一個普通代表的身份，而不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作報告!
赫魯曉夫這個孤注一擲的氣勢，對其他主席團委員來說，無疑是一種有實力的挑戰。
赫魯曉夫為什麼這樣迫不及待地要對斯大林進行新的評價呢？
這得從頭說起：從斯大林逝世到蘇共二十大召開，已過了三年時間。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這三年的時間裡，我們仍然留在歷史的陰影中，沒有勇氣，也沒有決心揭開歷史的黑幕，讓陽光現出那些在斯大林時代見不得天日的秘密逮捕、審訊、殘殺以及一切罪惡行徑的原形。就好像在斯大林時代我們被套上了鎖鏈，在他去世之后，我們卻找不到鑰匙打開這些鎖鏈。直到1956年我們才終於掙脫了肅清反革命的歇斯底裡的恐懼”。
如前所述，在斯大林當政時，赫魯曉夫步步高升直到進入權力核心，這與斯大林的提拔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他是斯大林最為寵信的人，是為斯大林之死發自內心感到悲痛的人。那時的赫魯曉夫做夢也想不到，正是他成為斯大林聖殿裡的猶大。赫魯曉夫長期在地方黨的部門任職，沒有直接參與斯大林策劃的大清洗的關鍵性活動，直到粉碎貝利亞集團之后，才開始比較多地過問貝利亞的罪行材料，並發現了貝利亞僅是斯大林恐怖活動的一個外殼，而斯大林本人才是蘇聯大恐怖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