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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毛澤東提出這一問題后，卻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劃線，怕影響工作積極性，甚至有黨內的高級干部擔心如果不趁窮過渡，農民富了就過渡不了了。還有同志提出，搞一個新的生產指標更高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以取代原來的四十條。由於毛澤東對那些高指標信以為真，也就同意了。這便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針對人們以為實現了縣、社所有制，便可以取消商品，或不敢提商品生產的問題，毛澤東認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不發展商品交換，生活不能富裕。如果實行產品調撥，剝奪了農民的產品所有權，那農民就會瞞產私分，堅決抵抗，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他指出，“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要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要利用這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后對商品問題最早的明確表態。
為了劃清兩個界限，毛澤東提出從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必須具備五個條件。隻有具備了這五個條件，才算是建成社會主義。關於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提出，“我們不要冒險，但是凡可以做的，我們就做”。最后，經過反復討論，逐步統一了大家的認識，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規定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廣泛地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需要的時間還將很長﹔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復雜的發展過程，隻有在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后才可能實現。總之，要實現兩個過渡，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這就煞住了急於過渡的風潮。
在指標問題上，毛澤東也感覺是冒進了。他說，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因此他將第一次鄭州會議搞的追求高指標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壓下，認為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是“務虛名而受實禍”。
對於水利建設及1959年的生產指標，毛澤東也提出要適當收縮，使各項指標切實可靠，同時提出要關心群眾的身體和生活。尤其是鋼的指標，他幾次開會征求意見、做工作，把北戴河會議定的2700—3000萬噸鋼的任務，降到1800—2200萬噸。
對於作假問題，毛澤東也開始加以重視。他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了。總之，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歷時一個多月，毛澤東全力以赴地研究和糾正他所能夠認識到的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並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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