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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原本是抱著相當的自信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會期隻定三天。出乎意料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同志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是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主張還是維持六中全會的決議。二是對毛澤東的一些主張還存在不同看法。如毛澤東說，將瞞產私分定性為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制問題”。一些同志認為瞞產私分還是本位主義，必須批評。在所有制問題上，當毛澤東強調以生產隊所有為基礎時，有的同志擔心如此一來，公社的優越性會有不少的削弱。為了說服這些同志，毛澤東說，不講所有制，扳不過來。“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制。”
這樣歷時7天，經過毛澤東的反復解釋、說服和會議的充分討論，大家逐漸統一了認識，通過《鄭州會議紀要》，將毛澤東強調的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礎落實下來。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后，毛澤東繼續關注著全國貫徹落實《鄭州會議紀要》的情況。他根據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見，又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舊賬也要算的問題。不久，毛澤東又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他的上述思想進行貫徹落實。
從上海會議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也成為一個重要議題。一月北京會議時，毛澤東對原來的指標還比較樂觀，但到了3月上海會議，當他聽到未能按計劃完成時，心情很不愉快，后悔當時未能及時聽取陳雲的意見，也感覺到人們不敢跟他講真話。因此，他立即提出壓指標，壓基建項目，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同時提出要多謀善斷，注意聽取他人的意見。他還再次強調訂計劃要留有余地，說這是個政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問題﹔他說他只是不同意“反冒進”，但同意依據形勢改變計劃。由此，七中全會將鋼的產量由原來的1800萬噸，下調至164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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