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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北京會議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面對農民瞞產私分以及市場緊張等情況，毛澤東開始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所有制問題，並繼續調低各項生產指標。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認為兩個界限劃清了，鋼的指標也調低了，即使出現副食品、日用百貨、原材料等不足的現象，也無關大局。所以在1959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即北京會議上，毛澤東說，鄭州會議以后就壓縮空氣，現在根本上要鼓氣，定下來的指標並不十分嚇人，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
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下，當他收到廣東方面反映瞞產的報告后，第一反應是：副食品、日用百貨等不足，與農民瞞產私分有關。但當他靜下心來，尤其通過在河北、山東、河南的調查，很快改變了原來的想法，意識到農民拼命瞞產是怕共產，怕外調，這種現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問題。在毛澤東看來，農村人民公社一成立，不應該馬上就變成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採取拉平的辦法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他認為，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兩個過渡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這也是引起廣大農民堅決抵抗的根本原因。但當時有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漸漸地，如何解決農民瞞產私分、緩和同農民緊張關系的方案在毛澤東的腦子裡清晰起來。這個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在現階段應當是以生產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為基礎，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隊所有。為了迅速糾正這一問題，他決定將原來准備於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會議，提前於2月底開始在鄭州召開，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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