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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是7月2日召開的，毛澤東先后提出19個問題請與會者討論。從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分析他當時的思想狀態，似可以得出這樣幾點認識：第一，對形勢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在他看來，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政策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鋼產等指標及基本建設規模長期居高不下的情況有了改變，整個經濟形勢很快就會擺脫混亂局面而出現根本好轉。所以他說，國內大形勢還好，有點壞。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要堅持。今年不會再搞高指標，不會刮“共產風”，所以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第二，出現混亂是因為不懂經濟建設的規律，“對於經濟建設我們還是小孩”（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日。），所以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讓大家讀書，尤其是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包括他自己在內。第三，又提出一些糾“左”的新措施。如綜合平衡問題，恢復初級市場，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問題等。第四，為了消除黨內的認識分歧，毛澤東想以強調黨內團結的口號來實現黨內的共識。
總之，在廬山會議的前期，毛澤東仍以全力糾“左”，一心想使黨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頁。）。問題是“大躍進”運動該不該發動，人民公社該不該辦等，這些涉及指導思想的“左”的錯誤，毛澤東還沒有認識到。所以當廬山會議的一些意見超越了他的認識范圍時，便發生了反右的問題，使糾“左”戛然而止，接著就出現了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嚴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澤東后悔不已。
綜上，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在9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走得很不容易，他時時刻刻都在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不斷地調整政策和生產指標，盡量使它們能夠符合實際，符合群眾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產指標的調整，在事實上，都是在糾正著他自己的失誤。9個月的糾“左”，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剎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濫，使經濟混亂的情況有所改變，這是應當肯定的。毛澤東艱難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會議上所說，是為了“形成一條完整的我們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1958年3月11日。）。
〔作者張素華，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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