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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思想歷程——讀這一時段的《毛澤東年譜》
﹝摘 要]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問題后，毛澤東多次召開會議糾“左”。面對一些地方刮起的“窮過渡”風，他強調要弄清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強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重要性，並著手調整一些過高的生產指標。面對市場緊張和農民瞞產私分等情況，他強調要從所有制上解決問題，在人民公社內部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並繼續調整過高的生產指標。1959年4月八屆七中全會后，毛澤東繼續努力糾“左”，同時力圖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以統一全黨認識。毛澤東糾“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進行的，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的一些言論超出了他的認識范圍，由此糾“左”戛然而止。盡管如此，我們對他糾“左”的努力，是應該給以積極評價的。
《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努力》，是《黨的文獻》摘要發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以下簡稱《年譜》）的有關內容。《年譜》詳細記錄了1958—1959年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各種會議和他在會上的講話，以及他到各地找人談話、座談了解情況等內容，有10多萬字。他這一段的心路歷程在《年譜》上比較清晰、全面地反映出來。本文隻簡略地介紹一二。
從這一時期糾“左”的情況來看，毛澤東的思想歷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從鄭州會議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面對一些地方刮起的“窮過渡”風等，毛澤東強調要弄清“兩個過渡”的界限，強調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並調整一些過高的生產指標等。
毛澤東是懷著滿腔熱情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在發動過程中，除了鼓勵大家拿出勇氣在經濟建設上來一個大躍進之外，他也沒有忘記告誡同志們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所提出的指標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點余地。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在4月武漢會議上對幾年就能實現水利化的提法表示懷疑，再次強調要留有余地﹔還批評宣傳注意了多、快，但對好、省注意不夠等等。盡管如此，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下簡稱“大躍進”）的迅速掀起，還是出現了很多毛澤東意想不到的問題。
第一個引起毛澤東嚴重警覺的，便是“兩個過渡”的問題。那是在1958年10月，當人民公社剛剛搭起架子，很多問題都沒有弄清時，就出現了一些地方紛紛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宣布兩年或三年、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的現象。尤其是河北的徐水縣、河南的修武縣等宣稱實現了全縣全民所有制，並將在兩三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得到這些信息，毛澤東開始意識到是不是太快了，心裡有些不安，於是派人到這兩個地方進行調查，他自己也離開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況。一路上他聽到了更多的信息，越發覺得問題嚴重。
當時人們的思想認識還相當膚淺，以為實現了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成了，很快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就可以按需分配，過上幸福生活了。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作出的《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就提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就可以實現全民所有制。北戴河決議的墨跡未干，一些性急者就宣布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了。為了迅速糾正這種“左”傾急性病，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毛澤東馬不停蹄連續召開會議，討論解決在“兩個過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毛澤東通過對徐水、修武等地情況的了解，感到很不樂觀，得出的結論可以說就是“窮過渡”。這時他開始意識到北戴河決議開了海口，講快了，非有點修改才行。到了武昌會議期間，他又說，北戴河決議“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毛澤東1958年11月5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見本期《黨的文獻》刊發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努力》，以下引文除特別注明外均見本期《黨的文獻》。）為此，關於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大體需要什麼標准、需要多長時間？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什麼叫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叫大家議一議。
當時的毛澤東，雖然認為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會主義，但他對全民所有制進行了界定。他說：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標志，就是產品可以在全國調撥，像國營企業鞍鋼那樣。而徐水和修武等，他們的產品隻能在縣內調撥，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國調撥，若在全國調撥，農民不會答應，必須通過交換才行。所以，他們隻能算縣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實際上是大集體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現在這樣做是把全民、集體混起來了，以為差不多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還說：“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他提出要劃清兩個界限：一是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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