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

鄧小平一開始就抓住了《決議》“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

經過三個多月的討論，根據胡喬木的設想，1980年2月，起草小組拿出了第一份提綱。提綱分五個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重點。鄧小平看了提綱，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喬木等人談起草小組的提綱。他說：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准確。

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條是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評價。第三條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作個基本的總結。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鄧小平指出，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同時他又指出，要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鄧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談話，補充指出兩條：“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

以后起草《決議》的過程証明，鄧小平一開始就抓住了《決議》“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而且有預見性地指出了要警惕兩種錯誤傾向。

6月27日，鄧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他強調說，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晚年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他還說，單單講毛澤東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7月3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胡喬木對起草中沒有實現鄧小平的要求，即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出完整准確的解釋，統一全黨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評。隨后，起草小組開了三天座談會，胡喬木作了八次講話。他給毛澤東思想總結了三條基本原則：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依靠群眾，三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寫中，關於“文化大革命”部分，他總感覺寫得不滿意，就自己動手寫，提出了一個“內亂”的新說法，解釋說：“內亂”不一定是反革命，裡面有反革命和叛亂的因素。對於毛澤東思想，他也提出了一個新說法：毛澤東晚年錯誤，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就解決了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與同時肯定毛澤東思想的“互相打架”問題。

當時，有傳言說，這個歷史決議只是暫時維護團結用的，將來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澤東。8月1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鄧力群談話說：所謂有些人將來要翻案，無非是翻主席功過的案。隻要我們把主席的功講夠了，講得合乎事實，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於他的錯誤，太明顯了，但畢竟是第二位的，有這句話就行。鄧小平還說，錯誤不止是主席一個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個積極分子。“大躍進”，總理、少奇我們這些人也發熱嘛，也相信畝產多少多少斤。現在宣傳總理、少奇有神化的現象，我們不能宣傳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