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形成

鄧小平、陳雲敏銳地發現了討論中的偏向、偏差

鄧小平看了部分簡報，敏銳地發現了討論中的偏向。還在討論中的10月25日，他找胡喬木等談話，首先肯定了討論中好的意見說：“這次黨內四千人參加的討論還在進行，我看了一些簡報，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

然后，他嚴肅、尖銳地指出：“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干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復強調的。

“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作。

“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打AB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這是鄧小平13次談話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著重講評價毛澤東的重大利害關系，要從黨的大局出發，不能導致否定黨的旗幟和歷史。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比蘇聯共產黨，否定了斯大林，還有列寧作為旗幟。鄧小平現身說法地指出，不能光以個人恩怨，把錯誤都歸結到毛澤東個人品質上。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次被打倒，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折磨，長子致殘，他說“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所以，鄧小平盡釋前嫌，以博大的胸懷從黨的根本利益出發，肯定毛澤東，是有資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對於暫時不作決議的意見，鄧小平認為，決議一定要作。他后來回顧其必要性說：“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與此同時，陳雲也發現討論中出現了較大偏差。11月上旬，他兩次找胡喬木談話，針對討論中一些人專攻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和責任問題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斗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斗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待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總之，黨內狀況的形成，不是一個人，是個復雜的過程。

他的話，著重點明了責任問題，成為鄧小平講話的重要補充：毛澤東犯錯誤，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評，甚至迎合他，造成后來錯誤難以糾正的局勢，也是有相當大責任的。陳雲長期作為黨的中央領導人，曾經幾次出來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挽救危局，他說這些話也有資格、有分量，同樣令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