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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頭變幻大王旗
民國以來，北京始終處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狀態。1926年初，這種混亂狀態達到了頂點。曾經勢同水火的奉系軍閥張作霖與直系軍閥吳佩孚，此時聯合起來，把矛頭指向佔領北京的馮玉祥國民軍。戰火從城外向城內逼近。庚子年后一直還算太平的北京城籠罩在戰爭的陰霾中。1926年1月，梁啟超在寫給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嘆：“天下大亂之時，今天誰也料不到明天的事，隻好隨遇而安罷了。”
到了3月，戰事發展到白熱化。隸屬於奉系的山東軍閥張宗昌，派出渤海艦隊逼近天津大沽口，與岸上的國民軍展開炮戰。為了防止渤海艦隊利用外國船舶運送彈藥，國民軍封鎖了大沽港。可這樣一來，西方列強不干了。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國向段祺瑞執政府提出抗議，指責國民軍封鎖大沽口違反了《辛丑條約》，要求立即恢復通航。迫於形勢，國民軍同意恢復通航。不過，規定外國船隻必須要懸挂特定旗幟，在白天通行，並且須接受國民軍的檢查。
3月12日這天，麻煩來了。早上，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書記生藤井找到國民軍駐大沽方面司令張瑞堂，提出今天將有4艘日本驅逐艦抵達大沽灣。張瑞堂命第32團第3營第8連的竇連長與藤井一起乘小汽艇前去檢查。當日本軍艦駛近時，竇連長發現來船隻有兩艘。“通知說來4艘，怎麼又變成兩艘了？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船？”竇連長疑竇叢生。為了避免誤會，他提出：“驅逐艦暫時停一下，讓我登陸到炮台上去，以便向部下交待清楚，免得因誤會而開槍。”然而，傲慢的日本海軍以“帝國的海軍是不能停止前進的”為由，拒絕停船。正在僵持中，槍擊發生了。至於是誰先開的火，雙方各執一詞。不過雙方的火力對比卻相差很遠。據路透社13日電：“國民軍轟擊日艦，僅用來福槍，日艦報以機關槍。”
15日，參與簽署《辛丑條約》的英、日等八國聯名向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后通牒，提出開放大沽口航道等5項要求。他們聲稱，如果北京政府不答應，各國海軍將採取必要行動，大有八國聯軍重進北京之勢。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復函八國公使，全部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帝國主義的傲慢與北京政府的孱弱，促使學生們走上街頭。
“三一八”慘案中，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長久以來，一直眾說紛紜。許多史書認為，罪魁乃是執政段祺瑞。不過近年來坊間也流傳著慘案發生后，段祺瑞曾在執政府門前長跪不起，甚至終身茹素的說法。也有人把矛頭指向時任執政府秘書長章士釗。《世界晚報》曾發文稱，衛隊曾致電請示章士釗如何應對，章答復：“如有必要即可開槍”。不過，章士釗當時就發表聲明稱，此事與己無關。他是事后“見招會議，始得知之”。這件事一直是章士釗的一塊心病，直到晚年他還特意對女兒章含之強調：“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與我並無直接關系。”上世紀60年代，曾任執政府衛隊旅上校參謀長的楚溪春回憶，當時在現場指揮的少校參謀王子江本來想叫士兵向天鳴槍，把學生嚇跑就算了，不料衛兵們真的平射起學生隊伍來。不過，朱自清筆下的慘案現場記述卻不支持這一說法。他寫道：“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鳴，便是一排槍，警笛一聲接著一聲，槍聲就跟著密了，那警笛甚是淒厲，但有幾乎一定的節拍，足見司令者的從容。”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顏浩告訴記者，當時北京糾集著幾股勢力。既有馮玉祥的國民軍，也有段祺瑞的府衛隊，還有張作霖的奉軍。不過，段祺瑞的軍隊早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就打光了，所以北京城的實際控制權還是掌握在國民軍手中。雖然北京市民走上街頭，也有支持國民軍抗擊外侮的成分，但面對府衛隊向群眾開槍，國民軍卻表現得非常冷漠。顏浩說，馮玉祥的軍隊雖然名為“國民軍”，但還是一方軍閥，與正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沒有關系。當時國民軍在戰場上正處於劣勢，希望對西方列強妥協的正是國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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