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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飄萍之死
到了4月，離家避難的教授們發現段政府的通緝令是隻“通”不“緝”，於是紛紛搬出醫院，回了家。
通緝令的威脅似乎告一段落，但此時北京的局勢卻越來越緊張。在張作霖和張宗昌的兩面夾擊下，馮玉祥的國民軍已經開始陸續撤出北京了。
歷史學家顧頡剛在4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有奉軍投炸彈於西直門外國民軍糧站，死民婦一人。”他家住在景山與北海之間，與駐扎著4000國民軍的軍營比鄰，因此時常擔心自家成為奉軍飛機轟炸的目標。他自怨自艾道：“以他人處此，恐當遷移。惟予貧困至此，何來此搬家閑費。”既然沒錢搬家，隻好把生死置之度外，寄情著述了。當時，他正在為自己的巨著《古史辨》寫序。序言中提到，北京長日處於恐怖的空氣之中，上午能看飛機投彈，晚上則飽聽炮聲。普通鋪戶都是“清理賬目”，飯店酒館又是“修理爐灶”，闊氣一點的鋪子則是“鐵門有電”，比了陰歷元旦的歇業還要整齊。
在顧頡剛4月份的日記中，幾乎天天有奉軍飛機往北京城投彈、炮轟的記載。4月15日炮聲直到中午還沒有停歇。從通州跑來的人報信說，奉軍的大隊人馬已經到大馬庄了。“街市慘淡，若大亂將至。”是日，國民軍全部從西直門退出北京。第二天，奉軍的先頭部隊進城了。據顧頡剛日記記載，當此權力更替之時，“城中駐軍有八種之多，臂章復雜難認。”
很快，京城百姓和知識分子們就發現，奉軍比以前的各路軍閥都要凶惡。“奉軍購物，以軍用票付找，不但物要白送，且要貼錢。有不應者，甚至槍殺。雖有軍律之告示，但郊外有女子被奸，其父往司令部控告，乃斥其壞本軍名譽，即將其父槍殺。”一時間，京城人人自危。幾乎所有的買賣店鋪都閉門歇業了。
奉軍入城后，魯迅在許壽裳、齊宗頤的幫助下，又住進了德國醫院。不過，這次他們不能住在病房裡，而是躲進一間堆破爛的堆房裡。許壽裳記得，那間堆房裡聚集著十余位老相識。晚上，他們在水泥地上睡覺，白天則以面包和罐頭食品果腹。
《京報》社長邵飄萍為防萬一，也躲進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不過，4月24日17時邵飄萍突然返回報館。當他處理完事務乘車返回六國飯店時，被奉軍的偵緝隊逮捕了。偵緝隊逮捕邵飄萍后，隨即搜查了京報館。他們從報館中搜出邵飄萍寫的《新俄國之研究》一書的底稿，據說還有馮玉祥聘請他做軍事顧問的聘書和軍用密碼本。
至於邵飄萍為什麼會突然返回報社，坊間流傳是因為《大陸報》社長張漢舉的出賣。據說張漢舉信誓旦旦地對邵飄萍說：形勢已經緩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就放心回來吧。
這個傳聞的真實性目下已無從查考，但顯然在當初就已經流傳甚廣。1927年，一個戲迷因孟小冬嫁給梅蘭芳而發狂，持槍闖入梅宅。在這場轟動一時的槍擊案中，隻有一人中槍斃命，他就是張漢舉。張漢舉死后，京城百姓無不拍手稱快，都說這是出賣邵飄萍的報應。
邵飄萍被捕后，新聞界緊急開會研究營救對策。最后，上海《新聞報》、《時報》等13家報社派出代表，組成游說團找到張學良。4月25日17時，13名代表來到張學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寓所，懇求釋放邵飄萍。面對眾人的求情，張學良說，逮捕邵飄萍是老帥（張作霖）與吳佩孚的決定，雖然他與飄萍私交不淺，但也回天乏術。會見一直持續了3個小時，張學良始終不為所動，最后被代表們逼得急了，他說：“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最后，張學良以要開會為名，甩下一眾說客，拂袖而去了。
4月26日下午，邵飄萍被綁赴天橋刑場槍斃。第二天，《晨報》這樣描述他被害時的情景：“當時邵穿長夾袍，青馬褂。汽車行抵刑場，由警隊扶之下車，走至監刑官案前報名，即向監刑官狂笑數聲。往南行數步，由行刑者用馬槍向腦后射擊，砰然一響，邵應聲倒地，彈由右眼穿出，即時斃命。”
張作霖殺邵飄萍的罪名是宣傳赤化。然而，有學者認為邵氏並沒有那麼鮮明的“顏色”，張作霖之所以要殺之而后快，另有緣由。當時，媒體接受政府部門和軍閥的津貼是行業慣例。北洋政府每月給新聞界的“津貼”中，《京報》被列入最高等級。據說，郭鬆齡倒戈時，張作霖也給了邵飄萍一筆數額巨大的“津貼”。不過，收了張作霖的津貼后，邵飄萍並沒有替他說話，而是在《京報》上貼出兩幅寫真，把張作霖注為“馬賊頭目”，稱郭鬆齡為“人民救主”。這下惹惱了張作霖，連張學良也不敢出面求情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羅章龍揭秘說，1924年邵飄萍在他和李大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了共產黨。這件事連邵飄萍的夫人湯修慧都不知道。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顏浩對記者說：“早期的共產黨組織相對比較鬆散，邵飄萍即便加入了共產黨，也不像后來那樣正式。”不過，羅章龍提供的信息也足以顯示邵飄萍的政治立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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